中評社香港7月17日電／黃子平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他在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種橡膠。一日，女兵團戰士阿鳳氣鼓鼓地走來，把一張折成了菱形的紙條塞到他的戰友四眼手裡。戰友們起哄，追問四眼是什麼是什麼。四眼坦然相告，阿鳳把我寫的情書退了回來。那年月，沒人敢寫情書。四眼的色膽包天引發了戰友們的雅興，大夥發一聲喊，把四眼按倒在地，從他褲袋裡往外掏那紙條。四眼扶扶眼鏡：你們想看，好，我這情書完全可以公開。大家展紙一看，那上面沒有一字情話，有的只是三條“最高指示”：
一、“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是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
二、“要互通情報。”
三、“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
黃子平說明這三條的出處，解釋它們在這裡的意思：第一條“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出自《為人民服務》。“四眼的目標當然是要跟阿鳳走到一起，可到底是不是阿鳳‘共同目標’呢？於是來了第二條，這一條出自《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原是黨委（委員）之間保持信息通暢，不能藏著掖著把機密當私貨。四眼的意思是希望阿鳳給個回音，‘情報’的‘情’字在這裡完全用活了，不是‘情況’，而是‘情意’。第三條出自七十年代的‘最新指示’，絕對是斷章取義，完整的版本是‘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四眼把血淋淋的上半句隱去，下半句用於談戀愛，千萬別放鬆，同時要隱秘進行，這辯證的叮嚀又是何等貼切。”
四眼的戰友們佩服他的活學活用。因為他們一看這三條，馬上就明白了其言外之意，黃子平告訴我們，這言外之意之產生，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用以表述某領域的詞匯匱乏，不得不挪用其他領域的語言詞匯救急。七十年代，表達情愛的語言全部成了四舊或小資，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用來言說男女之事的詞匯只剩下了最單純的‘好’，說誰誰誰跟誰誰誰‘好’上了。很早就從政治領域挪用政治詞匯的程序。譬如，‘找對象’、‘解決個人問題’”。“二是作者和讀者對此一被挪用的語言詞匯非常熟悉，熟悉到了能夠融會貫通的程度。……在泛政治化的七十年代，政治語言直接等同於日常語言，人人都熟得不能再熟，隨時挪用都能產生多重隱喻。”黃子平舉了一個例子，兵團機務連的指導員淫辱了女戰士，關在團部招待所寫交代。多人圍觀。一司機嚷嚷：“嘿，這家夥，還真能改善生活哩！”眾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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