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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曙申 |
汪曙申：做好台灣問題研究
需具備的能力要求
感謝中評智庫基金會，也感謝李鵬院長，我今天主要講五點內容。台灣問題的研究對象是台灣，但又不局限於台灣，它涉及到更高的層次和更廣泛的領域。從更高的層次來看，台灣問題的研究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政策性，我們開展台灣問題研究，本質上是研究如何實現國家統一的問題，因此它既有一般學術研究的表現和特點，更具有政治引領，善於從政治上思考台灣問題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從更廣泛的領域來看，我們既研究台灣內生性問題，又研究影響台灣的外在性問題，既研究結構性問題，又研究動態性問題。我想從五個方面來討論做好台灣問題研究需要具備的能力要求：
第一，戰略思維。
習總書記強調要提高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七種思維能力”中，戰略思維排在第一位。戰略思維，就是從全局和長遠的角度思考問題，善於把握事物發展總體趨勢和方向的思維方式。台灣問題形成76年以來，中國政府不斷為解決台灣問題纍積基礎、創造條件，一直都是從戰略上看待和認識台灣問題，將促進祖國統一的內部條件、島內條件和國際條件統籌起來思考，從實現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來因應台灣問題衍生的諸多挑戰。
時至今日，我們更加需要堅持以戰略思維來開展台灣問題研究。中美兩個強國的戰略博弈是一場世紀博弈，競爭上的勝負或者優劣之勢的變化轉化，考驗的是兩個大國的戰略定力、戰略方向、戰略能力和戰略執行力。就這個意義上而言，台灣問題是中美戰略博弈進程中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雙方如何處理解決與之相關的矛盾、對立，本身就是一個戰略性的考慮。
戰略思維，同樣表現在如何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祖國完全統一這兩個戰略問題上。作為研究者，必須要具有從全局、長遠的角度看待這些重要的問題，防止被一時一事所影響，或者被個人的主觀判斷所影響。如果有了正確的戰略思維，就能夠不斷增強研究工作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
第二，學科融合。
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不斷推進，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在加快向海外拓展，因此區域國別研究近幾年受到格外的重視。台灣問題是中國國內問題，不被納入到區域國別學的範疇。但學科融合的要求是比較相似的。台灣研究的研究對象包括諸多領域，台灣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社會、歷史、文化、民意、對外關係，每一個領域又具有細分的次領域，台灣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所以台灣研究可謂是一個綜合研究、跨域研究，涉及到諸多交叉的學科知識。
大陸涉台研究機構一般是根據台灣研究的方向來設置研究所或者研究室，這體現了研究的專業性，每個方向的背後其實都有一個主要學科背景，需要運用到相關學科的研究理論和方法。歷史、語言、文化這些人文學科領域，與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社會科學領域，在研究範式、理論和方法上都各有不同、都有各自學科長期纍積形成的規律性認識和方法論，這些不同的特點也會反映在台灣研究學者的研究思維和方法上。
台灣研究發展到今天，如果想要實現理論研究的突破，或者要用研究想更好地指導實踐，那麼推動跨學科的融合發展自然不可缺少。比如，在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兩岸經貿和國際經濟活動等領域，需要以政治經濟相結合的視角切入研究，就更加能夠掌握它的發展脈絡和走向，當然單純的經濟觀點能夠解釋一些問題，但越來越難以解釋更多的、更深層的問題。至少近些年，政治因素對台灣經濟的複雜影響出現了明顯上升的趨勢。這衹是以一個例子說明學科融合在台灣研究中的重要性。
歷史研究與現實研究也需要融合起來，透視歷史能夠更好地觀察現實問題，同樣跟蹤研究現實也能夠更好地反思歷史過程。現在在社會科學領域，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運用得越來越多，一些理工科的學科知識，也被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這也是台灣研究可以借鑒和創新之處。
第三，問題導向。
社會科學研究是要聚焦問題、解釋問題、研究趨勢、解決問題的。在很大的面向上，台灣問題研究是政策性研究，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自然更加鮮明。堅持問題導向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世界觀和方法論。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涉台研究的問題導向就是要圍繞如何為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條件，如何不斷推進祖國統一進程和歷史大業。當然，不同的時代背景，研究的具體內容和要求是有所區別的。大陸涉台研究機構從上世紀80年代建立起來，並且數量、規格不斷擴大，一直關注兩岸關係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也關注涉台外部因素的矛盾與問題。
那麼，在新時代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在問題導向上需要進行哪些思考，要抓住哪些重大重要的問題開展系統研究，以及進行一些前瞻性研究，的確值得認真討論。我想有兩個方面可以探討：
首先是祖國完全統一的實現形式和歷史條件。大陸學術機構和學者對“兩制”台灣方案作了有意義的研究，發表了一些重要學術成果，今後還可以根據形勢的發展和政策的需求，進一步開創思維、豐富內容。
其次是祖國統一的外部因素演變趨勢。冷戰時代、後冷戰時代以及中美戰略競爭時代，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時代背景和外部挑戰是不一樣的，一些傳統的研究思維和路徑依賴可能需要調整改進，使研究者的主觀認知更加符合客觀情勢。在這個方面，需要我們花大氣力去系統深入研究美國、日本以及歐洲國家關於台灣問題的觀念、政策與行為。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問題導向除了發現、描述、解決問題，還要盡可能挖掘問題背後的深層次背景與原因，從單個、少數問題的表現形式探討一些結構性或者規律性的認識，進一步增強涉台研究的前瞻性、預見性。
第四，研究方法。
涉台研究方法一直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學科研究方法的創新，進行不斷的豐富與拓展。時至今日，資料研究、檔案研究、實證研究、田野調查、問卷調查、訪談式研究，都在大陸涉台研究機構有相當範圍的使用，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成效。
我個人認為比較研究的方法有助於研究人員深化對研究對象和問題的認識。一方面是縱向比較研究。也就是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研究。在台灣地區“大罷免”過程中，從賴清德進行的“團結十講”前幾講來看，很多論述漏洞百出，甚至暴露出違背歷史史實的說辭。研究當前的台灣政治現象甚至是亂象，離不開對台灣地區制度演變的歷史研究，對制度史的研究不應該是靜態的回顧，而是從權力與制度二者互動的視角去回溯、體認。因為台灣地區每一次重大制度變遷包括前後七次“修憲”，都充滿了政治算計和政黨利益。所以，以一種動態的、發展的觀念去做歷史研究是必要的，這對青年學者有參考價值。
研究台灣地區小黨、第三勢力的現狀與發展走向，也離不開對台灣地區選舉制度發展和選舉史的研究。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新黨、親民黨、台聯黨、時代力量的起起伏伏，就可以總結選舉制度包括簡單多數制、單一選區兩票制對第三小黨的結構性影響，就會體認到小黨衝破制度的束縛進行修正制度的難度非常大，大黨不會輕易允許小黨改變結構和現狀。
另一方面是橫向的比較研究。涉台研究的兩岸關係領域其實需要有橫向思維。在兩岸關係不同的功能領域，指導思想、制度結構、政策行為、運作模式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這些差異性對解決台灣問題會產生什麼樣的作用，在解決具體問題中會帶來哪些影響，是從事涉台研究者難以迴避的。橫向比較研究還表現在對島內藍綠白各個政黨的研究當中，政黨歷史、政黨文化、權力結構、選民基礎等各方面，都需要進行比較式分析和認識。
對年輕學者，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簡單地套用一些政治學理論或者國際關係理論，來解釋或預測涉台領域的問題，因為台灣問題具有太多的特殊性。隨著台灣研究隊伍的擴大，以及更多受到學科系統訓練的研究人員的加入，一些新型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加以運用，比如大數據分析法、推演類比法，總之在研究過程中增加客觀性要素，提高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水平。
第五，新興領域。
台灣研究一直與中國國家統一的形勢、台海局勢的變化以及台灣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變化息息相關，不管是理論研究還是政策研究，都是基於客觀事實與實踐發展而來的。這裡所指出的新興領域指的是與傳統研究關注的重點有所不同、但又是日顯重要的問題。
比如人工智能時代對兩岸關係的長遠影響，兩岸經歷了各自實現工業化、走進信息化，這樣一個過程對兩岸關係產生了很複雜的外溢性影響。那麼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快速推進，又會給大陸與台灣各自帶來什麼樣的變化，給兩岸的社會、民意及相互之間的關係帶來什麼趨勢，這帶有一些前沿思考，但肯定是未來我們需要面對的情況。
再比如受AI技術的發展，大語言模型、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的快速反覆運算，人類的認知域與政治、安全相關問題的研究顯得更加重要起來，除了傳統的硬實力、軟實力問題，認知域、認知空間成為國際政治和地緣競爭當中的一個新興話題，在兩岸關係包括當前的謀“獨”與反“獨”的現實鬥爭中也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來。認知域在兩岸關係領域的表現形式，既有認知問題的一般規律，有的指出了“認知域作戰”“認知戰略”，但肯定也有它的特殊之處，這也值得仔細探究。
李鵬：謝謝汪所長，下一位有請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的劉相平所長，剛才的兩位評論員是綜合涉台研究機構的領導，而相平教授是研究歷史出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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