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中西文化中的“理”
因此，在處理傳統與現代以及“中西會通”的問題上，他藉助《莊子·齊物論》上的說法“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將超越的“理一”和現實的“分殊”視為“兩行”，認為“兩行之理”是儒、釋、道的共法。西方哲學在“解除神話”（demythologization）之後，應當也可以用“理一分殊”來加以理解，這樣就可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解決中西會通的問題（姚才剛，2014）。
這個觀點跟本書的立場並不相同。在我看來，儒、釋、道“一行”談的是“存在之理”；科學哲學演化系譜的另外“一行”則是在析論“形構之理”，兩者固然都可以用“理一分殊”來加以理解，作為其“終極關懷”的“理”並不相同。這“兩行”分別代表中、西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傳統，今天我們要談“中西會通”，必須弄清楚這兩個“文化系統”的形貌特色，不可將兩種混為一談。
五、結論：中西會通四聖諦
1992年2月，在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舉辦的“文化反思研討會”上，余英時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中國知識分子邊緣化〉。在論及“知識分子與文化邊緣化”時，他說：
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是一種“內明”，他上承文藝復興對於古典的推陳出新和宗教改革對於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國“五四”後其所歌頌的“啟蒙”則是向西方去“借光”。這好像柏拉圖在《共和國》中關於“洞穴”的設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從來看不清本相。現在其中有一位哲學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務的本來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卻永遠沒有辦法把他所見的真實告訴洞中的人，使他們可以理解。哲學家為了改變洞中人的黑暗狀態，這時衹有叫這些愚昧的人完全信仰他，跟著他指示的道路走。中國知識分子接觸西方文化的時間極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力心理去“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沒有進入西方文化的中心。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