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港台新儒家的奮鬥及其局限
五四狂飆過後，上節所述是“全盤西化派”或“現代化派”對待儒家文化傳統的基本態度。在這種情勢下，鍥而不捨地想挽救“花萬飄零”之儒家傳統者，唯有港台新儒家而已。在《歷史哲學》一書中，新儒家的核心人物牟宗三（1988）認為：對於形塑中國人“普遍的精神實體”而言，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儒家文化傳統，他將儒學思想的發展分為三個大時代：（1）先秦儒學：以孔、孟、荀為代表；（2）宋明理學：以周、張、程、朱、陸、王為代表；（3）當代新儒家：由熊十力先生開出，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為代表。
1、牟宗三的判教
牟宗三憑個人堅定之意志，獨力將康德的三大批判書翻譯成中文，又以之作為基礎，梳理宋明理學的發展，撰成三巨冊《心體與性體》（牟宗三，1968-69），一生的學術貢獻確實是如他自己晚年所說的“古今無倆”。
在《心體與性體》一書中，牟宗三（1968）反覆指出：
朱子後來所謂“太極衹是理”，或“性衹是理”乃是所謂“但理”。動靜闔闢是氣，心與神亦屬於氣。理氣雖不離，亦不雜。將其所理解之性體、道體、仁體（都衹是理）着落於致知格物之言之。（頁18）
其言致知格物衹成為散列之“順取”，而衹落實於存有之理之靜攝。（頁527）
他將朱子的進學之路歸諸於其“家學與師承”：
其家學與師承俱以《大學》、《中庸》為首出也。（頁1）
朱子因膠著於大學，卻擰轉而為橫列的靜涵靜攝之系統；主觀地說，是認知的靜涵靜攝系統，客觀地說，是本體論的存有之系統。（頁54）
牟宗三認為：中國哲學之“理”，乃是“存在之理”，它跟西方哲學的“形構之理”本質並不同。不僅如此，中國哲學中的“存在之理”亦有兩種。一是動態的“存在之理”；一是靜態的“存在之理”。兩者和“形構之理”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們都是“超越的”；但是在是否能“活動”（創生）方面，兩者卻有所不同。他將前者稱為“即存有即活動”的本體；而將後者稱為“衹存有而不活動”的本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