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該如何破解這“雙重邊緣化”的困境呢？。從2019年春節過後新冠疫情的閉關期間，我回顧過去將近半世紀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心得，撰寫“中西會通四聖諦”的一系列著作，希望有助於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書系的第一本書，題為《超越與實在：牟宗三的科學觀》，該書前半部的析論指出：牟宗三為了完成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刻意對康德知識論中的核心概念作出有系統的扭曲。這種“系統性的偏誤”很可能使本土社會科學研究者無法理解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並使港台新儒家的發展承受難以為繼之“苦”。後半部則“對症下藥”，介紹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
這本《牟宗三的科學觀》是“中西會通四聖諦：苦、集、滅、道”書系的第一部。第二部《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將重新組織並改寫第四版的《社會科學的理路》，每一章後面添加一節“文化反思”，說明該章在社會科學本土化中的應用。這是“集”，希望能夠彙集西方科學哲學之精華，為華人學術社群所用。
2021年8月1日，最早提出中國知識分子“雙重邊緣化”的史學泰斗余英時在睡夢中辭世。他逝世之後，海內外一片哀悼之聲，大陸學術界稱他是“中國學術第一人”，跟他有“亦師亦友”關係的龔忠武，卻公開發表文章，批評他是“買辦學人”。我原本是余院士的“粉絲”，收藏了他的許多著作，當時覺得奇怪，一個真正的史學泰斗，身後怎麼會有如此兩極化的評價？因此回頭仔細看他的著作，才發現余氏其實是本文所謂的“現代化派”，著作中潛藏的問題確實十分嚴重，所以陸續在香港《亞洲週刊》和《中國評論》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他的研究取向，將來準備出一本書，題為《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作為本書系第三部之一。希望華人學術界中“自我殖民”的陰魂能夠因此現身，而得以“滅”渡之。
第四部包含兩本書，一本是《玄奘與榮格：自性的探索》，另一本是《宋明理學的科學詮釋》。這是我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依照我所發展的知識論策略，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Hwang,2019)，希望回應費孝通反思“五四意識形態”後所提出的“大哉問”，以便走出本土社會科學之“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