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蘇貞昌也表態說，在沒有預設前提下，願以黨主席身分訪問中國，若不能用這個身分（黨主席）出訪，我不願意。蘇還說，中國總理溫家寶曾說卸任後想來台灣走走，“我也當過行政院長，我也卸任了，溫若是以前總理來，我這前行政院長願陪他看看台灣。”
由於民進黨的兩大巨頭都表態願意到大陸訪問，而且大陸也希望跟民進黨進行對話，所以一切只要水到渠成，那麼民進黨高層到大陸訪問的問題，就不難而解。尤其是謝長廷，他在民進黨全代會的中常委改選中，謝系獲得兩席中常委的席次，顯見謝系在民進黨內還是一個實力派，由謝長廷先向大陸叩關，應該也不是什麼難處。
民共對話的動力在哪
雖然，謝長廷一直有到大陸訪問的構想，但是民共對話的動力又在哪裡呢？7月份中國評論月刊所刊登的北京學者趙景剛那篇“民共對話的阻力、動力與努力方向”的文章中，他提出有5個推動民共對話的動力：
一是，民共雙方務實派都看到了世界形勢、兩岸形勢已經發生了歷史的變化，都已強烈意識到兩岸交流、兩黨對話是大勢所趨，目前沒有實現民共對話，是緣於條件不成熟，不代表永遠無能力實現。
二是，當前雙方雖然仍有敵對言行，但另一方面，都不僅通過公開或隱蔽、直接或委婉的管道表達了對話意願，而且也確實在對方鼓勵之下，單方面採取了若干積極的行動。
三是，縱向的看，雙方對兩岸關係、民共關係的認識、態度、對策，雖未靈活到完全與時俱進的程度，但也絕非一成不變的僵化停滯，而是屢有調整，並從中獲益，顯示了雙方在處置黨際關係的政治思維都具有一定柔韌性、可塑性。
四是，民進黨內派系文化盛行，對民共對話而言，既可能成為障礙，也可能成為動力。
五是，從政治傳播學角度來看，被人視為制約民共關係良性化的諸多障礙，有些是客觀存在的，如統獨矛盾、互信不足等。有些是根本沒有而被人為想像、渲染出來的，如中共形象的妖魔化；有些是確實存在，但卻被誇大了，如民進黨的頑固、僵化。
從以上5項動力來看，顯示北京學者對民共對話還是寄予相當的厚望。其實，民共對話最大的動力，還是在民進黨高層的身上。過去曾經提過願意到大陸訪問者，除了謝長廷、蘇貞昌之外，還有呂秀蓮，但是他們表達了好幾次願意到大陸訪問，大陸也沒有任何的動作，以致於民進黨高層放話的多，大陸實質上讓他們成行的也沒看到。
所以，大陸如果不再消極的看待民進黨高層的放話，而採取更積極的作為，那麼民共對話應該也不是什麼難事。因此與其讓民進黨高層主動放話，大陸如果能夠積極的邀請他們過去，這其實就是最大的動力。
大陸如何突破民共對話
如果想看清民進黨的作為，可以說這個黨除了“選舉”之外，已經沒有什麼其他的理想可堅持，不管是“台獨黨綱”，或是1999年所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新一代的民進黨員恐怕也沒有幾個人記得這些。所以，大陸要從這些歷史文件去解讀民進黨的發展，其實是多餘的。
在7月15日舉行的民進黨中常委改選中，這份名單根本看不出有哪些人是真正堅持台獨主義者，“台獨”的標籤已經離民進黨很遠了。他們只要能夠在2014年的七合一選舉中大勝，然後再接再勵的攻下2016年的總統大選，這才是他們最大的目標。
所以，大陸只要多邀請民進黨高層過去訪問，營造民共對話的印象，那麼陳水扁對民進黨的影響力就會越小。而民共對話最佳的契機當然是2013年台灣沒有選舉的一年，否則2014年、2016年都會有大選，這對民進黨高層，就會有些猶豫，讓他們不敢大剌剌的飛到對岸。
那麼大陸又怎麼找到民共對話的突破口呢？當然可以先從謝長廷邀請起，爾後再邀請呂秀蓮，最後再邀請蔡英文。
理由是，謝長廷表態到大陸訪問是民進黨內最積極者，何況他又有中常委的資格，只要謝長廷真的能到大陸訪問，那麼民進黨內具有黨職者，也就不會有什麼顧慮。第二個邀請呂秀蓮，主要是因為她在2009年就已經率先表態，而且她也沒有黨職，應該是邀請到大陸訪問的最佳人選之一。
至於蔡英文，她現在也沒有黨職，甚至在民進黨內完全不具派系者，另外，她也在總統敗選報告中，提到要民進黨員多多跟大陸接觸，才能多瞭解大陸，也讓大陸多瞭解民進黨。
最後當然是黨主席蘇貞昌了，蘇貞昌會排在最後邀請，也是因為他是黨主席，他當然會希望到大陸訪問，能建立黨對黨的對話模式，這樣安排起來就麻煩得多。除非大陸能接受蘇貞昌所說的，不預設立場，否則以他具有黨主席的身份，民共對話可能難以實現。
總之，大陸如果真的有心開展民共對話，那麼多多邀請民進黨高層過去大陸訪問，相對的對馬英九也是一種壓力。馬政府在第二任期內，完全不跟大陸建立起政治互信，如果透過邀請民進黨高層過去訪問，也相對的是給馬政府壓力，這種“圍魏救趙”的模式，應該是大陸突破對馬政府在政治上採取封閉性的不二法門。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8月號，總第17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