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19日電/閩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閩南師範大學兩岸一家親研究院院長蕭慶偉教授和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博士生陳聞莉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0月號發表專文《杜甫詩歌在清代台灣的傳播》，作者認為：杜甫詩歌在台灣的傳播始於清代大陸宦台文人，至晚清而表現為台灣詩人的主動接受，其標誌即為李逢時的讀杜詩、陳肇興的仿杜、集杜和次杜以及林豪的集杜詩，其中尤以陳肇興的杜詩接受最為突出。陳肇興杜詩接受是清代杜詩學盛行的主要表徵之一，是清代中期以來杜詩接受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納入其杜詩接受史予以考察。文章內容如下：
杜甫詩名始於中唐，盛於兩宋，其詩被稱為“詩史”，其人被奉為“詩聖”。至清代，“注杜評杜”成為詩壇顯學，各類杜詩學著作大量湧現，呈現經典化傾向。〔1〕仿杜、集杜、和杜也因此成為清代詩壇顯像，但杜甫詩歌在台灣的傳播卻一直未能引起學界關注。杜甫詩歌在台灣的傳播，經歷了一個從明鄭文人傳播杜詩，到清代大陸宦台文人傳播杜詩，再到台灣地區文人主動接受杜詩的過程。有鑒於此，本文擬在系統梳理杜甫詩歌在台灣傳播的基礎上，重點探討晚清陳肇興的杜詩接受及其意義，這一探討將有助於豐富清代杜詩接受史的內涵。
一、從明鄭到清中期：杜甫詩歌傳播的序曲
明鄭時期，王忠孝閒居金廈期間作《偶讀杜甫‘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二語，戲作俚句方質之》：“阿翁課孫子，何意博科名。世亂若未已，研田或可耕。”〔2〕“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語出杜甫詩《屏跡》，寫自身貧困之境，而王忠孝詩則反用其意，意謂若世亂不已，則可深耕研田，以著述自娛。自康熙統一台灣以來，大陸宦台文人傳播杜詩，乃朱景英集杜詩首開其端。乾隆三十四年（1769），朱景英由侯官（今福州）知縣提任台灣海防同知，乾隆三十九年（1774）調任北路理番，著有《畬經堂詩集》《海東劄記》。在台灣海防同知任上，朱景英作集杜詩十三首。《海東劄記》卷四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