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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成立大會。 |
然而，最初的工作效果並不理想。由於對作戰對手了解不夠，宣傳內容和方式的針對性不強。“舉行兵變”“投入八路軍來”“打倒軍部和資本家政府”等一系列遠離實際的口號，反而引起日本兵的反感。一部分幹部戰士和根據地群眾對日軍的殘暴罪行深惡痛絕，對日俘有嚴重的對立和報復情緒。當時在第120師政治部敵工部工作的馮先民送日俘去延安學習途經興縣就遭遇尷尬：“興縣剛受日軍掃蕩之害，‘三光’政策使村子十室九空。村民見到日軍俘虜，情緒激憤，有的衝上來就打。我和押送的一個警衛班竭力阻攔、勸解，弄得筋疲力盡。後來，我對眾人說這是毛主席制定的寬俘政策，是賀（龍）司令員讓我們送他們去延安上學，畢業後再上前方來和我們一起打日本的，群眾的情緒才安定下來。”
為了扭轉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明確要求：宣傳上，“印刷一兩句口號那樣太短的傳單，並不有效，但太長了，卻難於閱讀，一般以日文六七百字為理想標準。再者，一張傳單裡，不要寫很多內容，強調一個內容的方法最好。文章體裁和字句，要和一般的新聞雜誌一樣，不要黨八股和外國化的東西，不要滿篇理論，以能感動人者最好，文章要寫得像日本文。”寬待俘虜上，各部隊把端正幹部戰士對俘虜的認識作為政治教育和經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來抓，對違反俘虜政策的事件進行嚴肅查處。同時，針對日軍生怕自己的欺騙宣傳被日俘揭穿、抗戰初期對作戰後失去聯絡一周以上的士兵歸隊後皆加以殺害的情況，八路軍總部規定：今後俘虜之日軍士兵，不論其表現如何，立即歡送釋放，至多不超過3天。
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到，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是八路軍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之一，並充滿信心地預言：“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 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辦法雖然目前收效尚未顯著，但在將來必定會有成效的。”
正如毛澤東所預言的那樣，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隊以及各抗日根據地開展的形式多樣的對敵宣傳攻勢，很快成為瓦解敵軍的利器。
1939年3月，舒同在《晉察冀軍區部隊最近政治工作概況》中統計，兩個月內，4個分區共寫標語21370條、散發傳單79000份，“凡是接近敵人的房屋、樹林、廁所、室內外, 差不多滿布起來了，並相當帶藝術化。”不少日軍士兵撿到我軍的宣傳品後偷藏在身邊經常翻看，有的把標語抄在日記中，有的把傳單寄回國內家中。被俘和投誠日軍中，一半以上帶著印有“持此通行證，我軍保障諸君生命安全，並以同志對待”內容的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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