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逗留了近兩個月，發現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所接觸的學員個個歡聲笑語，與在重慶見到的那些身戴鐐銬、表情麻木的日軍俘虜相比，真是天壤之別。事後，埃默森總結了延安模式的5點成功經驗，其中特別指出：“日本工農學校的教育是促成他們轉變的決定因素。”
在戰爭中為俘虜辦學校，在世界戰爭史上聞所未聞，而中國共產黨與他領導的革命軍隊就辦了一所這樣的學校——延安日本工農學校。他們是怎樣創造這一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的呢？
1940年3月，日本共產黨的創建者和領袖野阪參三來到延安。當年10月，野阪參三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專門的學校以教育改造日軍戰俘。
這一建議與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親自將這所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學校具體工作由八路軍總政治部負責領導。校址選在寶塔山下，與陝甘寧邊區政府和抗日軍政大學為鄰。野阪參三化名岡野進，中文名林哲，親自出任校長。經過半年多籌備，學校於1941年5月5日正式開學。
原八路軍第120師359旅政治部敵工科科長、學校副校長趙安博後來回憶：“開學典禮上，朱德總司令、總政副主任傅鐘、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會長馮文彬等領導同志出席了日本工農學校的開學典禮並致了賀辭，勉勵學員們要努力學習，成為反對侵略戰爭的志士。”“學員人數變化不定，隨來隨學，走了一批又來了一批。到抗戰勝利前夕，隨著敵軍工作的開展，日軍願意繳槍投降以致主動投誠的人數不斷增多，學員最多時有六七十人。日本工農學校成立3年多，來校學習過的日俘學員總計約有三四百人。”
學校對學員入學，首先進行1個月的嚴格審查，了解學習意願，考察入學資格。審查合格者，即在預科學習兩個月，後轉入本科學習10個月。從1943年秋季起，根據學員年齡、閱歷、文化程度和政治水準的差異，將學員分編為A、B、C三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質量。針對學員們曾長期蒙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實際情況，開設了日本問題、時事問題、政治常識、政治經濟學、哲學、社會發展史、中國問題、聯共（布）黨史等課程，並定期舉辦討論會、讀書會，尤以“星期一討論會”規模最大，討論的問題也較為廣泛，涉及“日本軍隊的內幕”“八路軍和日本軍隊的比較”“日本法西斯給人民帶來些什麼”“日本軍部和財閥為什麼要發動這場戰爭以及這場戰爭對誰有利”等，此外還舉辦“二萬五千里長征報告會”“日軍暴行座談會”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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