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常書鴻回到北平，在一次學人聚會的場合，常書鴻與梁思成第一次見了面，從此成了終生好友。他們談到了敦煌，兩個人都興奮不已。1942年秋的一天，梁思成來找常書鴻，問他願不願意擔任擬議中的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這正是常書鴻多年夢寐以求的願望，他略加思索之後便毅然承擔了這一工作。梁思成笑著說：“我知道你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如果我身體好，我也會去的。”原來，當時的國民政府監察院長於右任從西北考察回來後提出了建立敦煌研究所的提案，並獲得通過。梁思成得知這個消息後，才來探聽常書鴻的口風，並向於右任力薦常書鴻擔任所長。
事情很快定了下來。從此，常書鴻開始了他終生無悔的敦煌事業。1943年，常書鴻離開重慶時，梁思成送了他四個字：“破釜沉舟！”徐悲鴻在常先生為籌集研究所經費舉辦的個人畫展上送他一句話：“要學習玄奘苦行的精神，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
初到敦煌，石窟不忍目睹
初到敦煌時，石窟的慘象令常書鴻倍感辛酸：許多洞窟已被曾住在裡面燒火做飯的白俄軍隊熏成漆黑一片，一些珍貴壁畫被華爾納用膠布粘走，個別彩塑也被偷去；大多數洞窟的側壁被王道士隨意打穿，以便在窟間穿行；許多洞窟的前室都已坍塌；幾乎全部棧道都已毀損，大多數洞窟無法登臨。雖賴氣候的幹燥，壁畫幸而仍存，但冬天崖頂積雪，春天融化後沿著崖頂裂隙滲下，使壁畫底層受潮，發生起鼓酥碱現象。窟前綠洲上放牧著牛羊，林木岌岌可危，從鳴沙山吹來的流沙就像細細的水柱甚至瀑布一樣，從崖頂流下，堆積到洞窟裡，幾十年來無人清理。總之，莫高窟無人管理，處在大自然和人為的雙重破壞之中。
面對這種情況，常書鴻深感到自己肩上的任務沉重而艱巨，他暫時放棄了畫畫，義無反顧地幹起了既非藝術又非研究的石窟管理員工作。
首先要做的事是修建一道圍墻，把綠洲圍起來，禁止人們隨便進入，破壞林木和進出洞窟。沒有經費來源，常書鴻不斷地給國民政府打報告，可是半年過去了，經費仍毫無音信。常書鴻只好給梁思成發去電報，請他代為交涉。第三天就接到回電，告知“接電後，即去教育部查詢，他們把責任推給財政部，經財政部查明，並無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預算，只有一個國立東方藝術研究所，因不知所在，無從匯款。”顯然，是財政部的官員不知道“敦煌”為何物，把它誤為“東方”了。經過梁思成的奔走，經費終於匯出。梁思成還鼓勵常先生繼續奮鬥，堅守敦煌。這對於工作人員情緒的穩定，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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