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從關注匯率的貨幣法方面轉向關注匯率的貿易效果
匯率操縱的指控，實際上是在關注匯率的貨幣法方面。但隨著指控轉向匯率嚴重偏差，美國國會提出的法案有意識地開始淡化匯率的貨幣法方面，轉向關注匯率的貿易效果。這種轉向是在法案中以匯率嚴重偏差取代匯率操縱為主要標誌的。匯率嚴重偏差關注匯率的客觀方面，不要求確定匯率操縱需要具備的主觀目的要素，匯率嚴重偏差取代匯率操縱就是強調匯率的客觀貿易效果。發展到當下，美國的一些法案更是只顧匯率的貿易效果和貿易法方面，而全然不顧匯率的貨幣法方面。《2009年公平貿易貨幣改革法案》就是典型的例證，法案認為匯率或貨幣偏差雖為貨幣措施，但通過降低貨幣低估國出口產品的價格提供了補貼，並通過對出口到該國的外國產品變相地提高關稅而扭曲了國際貿易，故法案將匯率嚴重偏差和低估作為貿易上的出口補貼或傾銷，允許受到損害的美國產業對外國匯率的嚴重偏差提起反補貼或反傾銷訴訟，尤其強調對於因貨幣估價而獲得競爭優勢的外國產品徵收反補貼稅。同時，由於只關注匯率偏差的貿易效果，法案一改貨幣匯率問題由美國財政部認定的傳統，轉而要求由美國商務部確定一國貨幣是否存在嚴重偏差。
美國對人民幣匯率指控上的漏洞
國家貨幣主權一直是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決定和改變幣值和對外匯率的權力是國家貨幣主權的重要內容。但另一方面，國家貨幣主權要受到一國所承擔的國際義務的限制。其實，為了合作共贏，各國在一定範圍內尋求貨幣主權的相互妥協和讓渡，從而換取全球化時代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條件、空間和利益，這也是國家行使主權的體現和結果。從當代主權與其限制之間關係的視角來看，國家貨幣主權包括國家沒有讓渡的主權權力、國家讓渡主權本身、國家讓渡主權後從讓渡形成的國際制度中享有的權力。在當今，《IMF協定》包含了有效的國際匯率制度，我國作為IMF的會員國在行使貨幣主權時應當接受國際法律制度的限制。美國也是IMF的會員國，其對人民幣匯率的任何挑戰也應當受到國際法律制度的約束，遵守相關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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