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2009年公平貿易貨幣改革法案》既違背了IMF和WTO在現有國際經濟格局下的分工，同時也因與美國承擔的國際義務相抵觸而非法無效。眾所周知，目前的國際經濟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國際社會有意識地建構的結果，並延續至今，IMF與WTO彼此間有明確的國際分工。貨幣包括匯率問題由IMF負責，貿易問題由GATT和當今的WTO負責，除多重匯率等情形引起的補貼和傾銷可以為WTO提供插手貨幣匯率事項的有限機會外，貨幣匯率問題受IMF及其規則支配。《2009年公平貿易貨幣改革法案》試圖分離出所謂的匯率的貿易效果，標榜要採取與WTO法相一致的國內貿易規則來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實際上是捨棄匯率的國際貨幣法規則，違背了匯率問題在IMF與WTO之間的管轄歸屬和衡量依據。此外，這一法案也是美國試圖借助單邊主義的渠道解決人民幣匯率的嘗試。但是，在存在有效的國際法律制度的條件下，任何單邊主義的做法都要與一國承擔的國際義務相一致。《2009年公平貿易貨幣改革法案》不僅在IMF和國際貨幣制度那裡難以找到支撐，而且即便從WTO法來審視，美國作為WTO的成員方應受到WTO法的約束，其採取的貿易措施的合法性需要根據WTO的規則進行審視和衡量。如前所述，美國這一法案與WTO反傾銷、反補貼規則是不一致的，與美國承擔的國際義務相違背，因而是非法和無效的。
對我國對策的思考
根據美國對人民幣匯率的指控及其存在的漏洞，我國應當採取的法律對策主要是：力阻IMF做出人民幣匯率構成匯率操縱或匯率嚴重偏差的結論，力避WTO做出人民幣匯率補貼和匯率傾銷的裁定，力挫美國通過國內法的辦法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的企圖，用好有關匯率的國際法制度，為我國主動、可控和漸進地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和公平地維護我國的合法權益提供保障。
首先，由於認定匯率操縱或匯率嚴重偏差是IMF的職權，我國要據理力爭，力阻IMF做出人民幣匯率構成匯率操縱或匯率嚴重偏差的結論。如果成功，我國不僅沒有違背IMF協定規定的義務，而且美國將人民幣匯率操縱或匯率嚴重偏差等同於中國出口補貼或匯率傾銷的指控，也就失去了前提和依據。我國力阻IMF做出匯率操縱或匯率嚴重偏差的結論，可資利用的有利規定包括：匯率操縱的目的要素要求，人民幣匯率安排之正當目的的合理解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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