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緣起
今年7月份以來，受國內外多種因素影響，以農產品為主的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較快，價格總水平逐月攀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連創新高。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最近密集出台各種政策措施，努力穩定物價總水平，保障群眾基本生活。日前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已明確明年的貨幣政策從適度寬鬆轉向穩健。顯然，防通脹已成為今後一個時期宏觀調控的重中之重。那麼，究竟本輪物價上漲的原因是什麼、有何特點、如何治理？本專欄特約專家探討。
提高通脹調控目標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
針對近期不斷高漲的物價水平，關於提高通貨膨脹調控目標的議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對此我們需要理性分析，通脹到底能不能人為設定調控目標，提高調控目標會產生什麼影響，調控目標的持久性如何，提高調控目標是否抓住了通脹的主要矛盾？
通脹具有分配效應，提高通脹調控目標會增加低收入群體的“痛苦指數”
隨著市場經濟知識的普及，人們都已經知道，通貨膨脹是政府悄悄地動居民的“奶酪”，向居民徵收了通貨膨脹稅。
如果“十二五”期間按3%通脹率目標計算，5年間人們的收入貶值近16%，如果按4%通脹率計算，5年間人們的收入貶值近22%，二者相差6%。政府5年間因通貨膨脹多征了6%的稅。如果政府不提高通脹調控目標，而每年實際通脹率達到4%，民眾對多征的稅不會太敏感；如果政府提高通脹調控目標，民眾對多征的稅會極其敏感。
與此同時，社會各階層對通貨膨脹反應不同。高收入階層對通脹反應不敏感，甚至可能是通貨膨脹的受益者。低收入階層對通貨膨脹極其敏感，肯定是通貨膨脹的受損者。政府提高通貨膨脹調控目標，有可能會增加低收入群體的“痛苦指數”，容易引起社會的紊亂。
警惕“有通脹，無增長”局面出現
宏觀調控多是相機抉擇的。調整通脹目標，需要考慮歷史和未來。從歷史看，我國物價的劇烈波動（大漲大落）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通脹通縮往往緊相連。實踐表明，通貨緊縮的危害往往比通貨膨脹的危害要大。如果提高通脹調控目標，可能會對稱性地調整通縮目標。這樣，在通貨緊縮時期民眾對政府卸責的質疑會更大。
從實體經濟基本面看，未來通脹的壓力不是很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增長之後，會邁向次高增長或中速增長階段，未來時期經濟增長速度將會有所趨緩。未來我國經濟面臨的競爭，將由發達國家競爭主導逐步演變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雙重競爭，外部環境不可能為我國的增長釋放太多的空間。內生於實體經濟需求的物價上漲不會太快。如此看來，我們需要警惕“有通脹，無增長”局面的出現，防止低收入群體陷入“低收入，高物價”的困局。
當前的通貨膨脹很大程度上是輸入性的
熨平經濟波動是政府職責。前提是認清經濟波動的源頭，抓住主要矛盾。當前的政府的主要任務有兩個：一是改進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的編制方法，避免民眾對物價的直觀感受與政府公布的CPI數據差異太大而產生不信任感；二是厘清當前通貨膨脹的主要源頭，分析清楚是內因主導還是外因主導，對症下藥。
當前的通貨膨脹，在很大程度上是輸入性的，是外因主導的。
通貨膨脹，簡言之，無非是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商品。2010年11月美聯儲推出第二輪定量寬鬆的貨幣政策，在2011年第二季度結束前購買總額為6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同時將此前購買債券的收益約3000億美元再投資於國債，將向市場注入流動性9000億美元，是第一輪量化寬鬆政策的近3倍。量化寬鬆政策導致美元貶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基於示範效應和產業關聯效應，我國輸入型通脹逐漸釋放。
同時，近年來我國貨幣量快速增長是價格波動的重要力量。而貨幣量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際熱錢。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國際熱錢主導了貨幣量增長，進一步主導了我國價格波動，這是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由於國家間博弈而產生人民幣外生性升值，引發熱錢流入，導致價格波動，也是輸入型通脹的表現。
可見，當前不宜提高通貨膨脹的調控目標，而應重點分析通貨膨脹的源頭及其走勢，有的放矢，並防患於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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