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民主黨和共和黨有著相當深入的合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協作是在德國和日本的威脅之下的自發行為，並非兩黨之間的有意結盟。戰爭一結束，隨著威脅和壓力的消失，這種統一陣線立刻就分崩離析。戰爭結束後，共和黨終於迎來了政治上反攻的好時機，開啟了美國兩黨政治攻訐不斷的暴風驟雨的新時代。這對美國的朝鮮戰爭決策產生了重要的政治影響，即共和黨通過不擇手段、大肆攻擊民主黨的對外政策打擊其威信，進而降低了民主黨政府執政的靈活性。民主黨執政期間，蔣介石政府在中國大陸統治的垮台，美國喪失了“對中國的領導”，急於從中國脫身。特別是當蘇聯的原子彈爆炸成功和中蘇結成同盟以後，美國共和黨掀起了民主黨對政府遠東外交政策的普遍不滿，他們把美國“丟失”中國的責任歸咎於民主黨的外交政策。
二戰結束不久，冷戰的恐怖氣氛又接踵而至。在激烈的兩黨鬥爭中，孕育了一個全新而又強大的政治毒瘤，這就是麥卡錫主義。麥卡錫借機指控國務院裡有大批共產黨，在參議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謂“揭露和清查美國政府中的共產黨活動的浪潮”。朝鮮戰爭爆發後，麥卡錫更是借口杜魯門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蘇聯”、“出賣了蔣介石集團”、“幫了共產主義的忙”，將民主黨執政的20年稱為“叛國的20年”，鋒芒直指杜魯門政府。
麥卡錫主義對於美國的朝鮮戰爭的決策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抨擊杜魯門政府的外交戰略的同時，擠壓了政府外交斡旋的空間，導致政府的對外決策的僵化；二是迫害政府裡熟悉中國事務的人士。國務院裡的中國問題專家幾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遜首當其衝，承受了極大壓力，甚至馬歇爾也難免受到牽連。在戰時和戰後參與美國對華事務的歐文.拉鐵摩爾、費正清、謝偉思、柯樂布，無一不受到打擊排擠，先後離開對華決策圈子。這就導致政府決策層很難對中國事務尤其是中國關於美國不要越過三八線的警告作出正確的判斷並予以回應。此後，以艾奇遜為首的國務院不得不時時謹言慎行，免遭共和黨強硬派的攻擊。作為總統的杜魯門則更為重視國會的輿論傾向，尤其是對國家的立法和法案的通過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各委員會主席的態度。
此外，在確定北進戰略之前，迫於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杜魯門需要前線的勝利服務於國會的中期選舉。毋庸置疑，仁川登陸的勝利，使麥克阿瑟對決策層的影響達到頂峰，李奇微在回憶錄中曾講到“人們對麥克阿瑟將軍的一貫正確性幾乎發展到了迷信的地步。”另一方面，戰局的變化，也堅定了美國決策層對最終占領朝鮮半島的信心，原因是他們認為仁川之戰後，蘇中已經喪失軍事干預的最好時機，蘇聯在聯合國的軟弱提議更加強了美國的判斷，這最終致使由中國輿論和中國政府聲明所釋放出的中國不可能坐視不管的信號被忽略。基於利用戰局的進展為國會選舉服務的考慮，杜魯門政府半遮半掩地下達了授權麥克阿瑟可以在三八線以北進行軍事行動的命令。至此，美國決策層內部有關是否越過三八線的爭論到此結束，軍事勝利後的喜悅與自信最終戰勝了決策集團所有人對越過三八線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的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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