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應總會架構變革，他們在全市13個鎮6個街道辦事處分別設立了19個慈善聯絡組，負責對救助申請者及具體款項分配加以把關，這些聯絡組皆由民營企業家組成。這個小小縣級市的慈善總會，有賴於民間力量的直接介入和參與，迄今已投入5億多元扶貧濟困，捐助檔案明細據稱及於每一人頭。
政府適度退出使這種民間化的路子行得通。晉江慈善總會現有的5位專職人員全部沒有納入政府編制。唯有龔子猛一人，是市民政局的副局長，慈善會成立後被派過來兼理日常事務。地方政府在其中主要扮演一個監督和扶持的角色，在這個機構成立時率先捐給1000萬元，此後每一年度，地方財政至少要撥付30萬，用以維持其行政經費開支。
“為了提高公信度，這一部分錢和善款是分離的。好多慈善總會都這樣，善款利息的百分之幾，抽過來當行政經費。你抽它一分錢，這個公信度就少了。我們善款的本金、利息都是全部回饋社會，不能抽管理費的。”龔子猛說，“慈善工作我已經做了差不多10年了，一個很大的體會就是人家出錢，我們出力，把人家的錢管好。手腳一定要乾淨，不要想到歪處去了，就是不能貪。”
晉江慈善總會的嘗試，受到中華慈善總會的推崇，曾被贊譽“已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慈善事業相接軌”。然而這卻是出現在一個具有慈善資源禀賦的全國經濟百強縣中，並不具有太大的可複制性。礙於各種條件限制，前去取經的其他城市雖然踴躍，卻無法積極厲行。
比照現代慈善理念，晉江經驗本身還沒有為中國公益界走通一條最優化路徑。他們雖然自覺改掉舊有規則，讓更多捐贈者進入項目實施環節，既當捐贈人，又控制資金流向，但捐贈人直接插手善款布置產生角色移位，操作不當勢必破壞整個公益鏈上的分工及其效益，以致對慈善業的提升反而帶來抑制。“我們有娘胎裡帶來的毛病，先天性的。”龔子猛也說。
還差著一截的晉江民間化嘗試，若輔以法制化工具也許會更具一些方向感。如公益界所期許的那樣，已見多個版本的慈善事業促進法草案被認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矯正公益事業先天性不足的諸多方面。長沙市慈善會秘書長魯治平說，“法律是規範行為的，怎麼運作，哪個東西做得，哪個東西做不得，靠行業自律是很難兜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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