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恆鵬教授的眼中，此舉是國家“為做好醫保這碗飯，準備了更多的米”。其中，公共財政的翻倍投入是堅強後盾。
“沒有米，怎麼都做不出飯來。”朱恆鵬向記者表示，“這是我國為解決‘看病貴’問題，所作的重要制度安排。”
如何破除以藥養醫：變“按項目”收費為“按病種”收費
要解決老百姓“看病貴”，僅提高醫保的負擔度還不夠。在諸多醫改專家看來，以藥養醫體制這隻老百姓“減負”路上的“攔路虎”，必須驅除。
“當前醫保的實際報銷水平仍然偏低，保障範圍也有擴張空間，加之醫療過程中的重複檢驗、大處方等現象存在，不少人依然感到醫療負擔沉重。”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這樣闡述以藥養醫對“看病貴”的“貢獻”。
“醫保的‘埋單率’提高了，但不能遏制醫生的大處方現象。因為在醫保報銷的範圍內，消費得越多，醫生收入越高。”朱恆鵬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這幾年大家的一個直觀感覺是：國家投入在增加，老百姓的自付費用也在上漲。扣除收入增長、需求增加、治療手段進步等合理因素外，不解決醫生‘開大處方’、‘過度醫療’的動力問題，增加再多的醫保投入，也可能被‘侵吞’掉。”
《規劃》注意到了這一問題，首次明確提出，“將公立醫院補償由服務收費、藥品加成收入和財政補助3個渠道，改為服務收費和財政補助兩個渠道”。
此舉被輿論解讀為以全面取消“以藥養醫”，來扭轉公立醫院的逐利行為。
“但破除以藥養醫，應該有新思路。”劉國恩和朱恆鵬均向記者表示，“如何既讓老百姓得到實惠，又不損害醫生的工作積極性？這是決策者必須思考的問題。”
“破除以藥養醫，作為目標大家都贊同。但它需要很多外部條件的配合：比如加大公共財政的投入，補償醫生的收入損失；或者‘上調’非藥品醫療服務的價格。但是該怎麼補？補多少？這種行政定價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我比較懷疑。”劉國恩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在劉國恩看來，遏制醫生開大處方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單一地宣佈取消以藥養醫，而是改變當前醫保“按項目”付費的支付手段。“將醫患雙方在醫療服務提供過程中互相衝突的利益，變得相融合、相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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