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認識毛澤東、鄧小平與習近平的執政特點，會發現之間存在相通與區別之處。毛澤東之所以在“文革”中犯了重大錯誤仍然受到後人的高度推崇，主要是作為革命黨的領袖，無人比肩。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理論至今影響著黨的政治品質和性質宗旨。他在建黨建軍方面，貢獻巨大而不可替代。與此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在執政方式和執政成效上，遠沒有領導革命那麼突出。主客觀的原因導致了毛澤東沒能超越歷史，超越自我。所以，如果提出毛澤東解決了什麼和沒有解決什麼這樣的問題，可以說從陳獨秀、向忠發、王明、博古、張聞天到毛澤東本人，都是圍繞馬克思主義革命理想在中國獲得實現的問題而展開，毛澤東是實現中國革命勝利的領路人，但他只是解決了革命這半程，沒有解決執政這半程。這就是看黨史軍史主要是看毛澤東的原因。
主導國家建設走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推動中國共產黨完成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初步轉型，主要是鄧小平，鄧小平提出了工作重心轉移，尤其是確立了“和平發展”的政治觀，設計和主導了改革開放，由此使中國共產黨跳出“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觀。從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到1992年南方講話，短短十幾年的時間，鄧小平就解決了中國的發展道路問題，在這方面無人可比。我們從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可以領略思想解放的威力，由此折射出鄧小平的政治勇氣、政治智慧和政治品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總設計師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則根據這一設計，主要探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該怎麼走。回頭看改革開放，可以說黨能夠從封閉僵化中走出，就因為鄧小平以偉大政治家的胸懷和勇氣，採取了亞歷山大一劍破解“戈耳狄俄斯之結”的決斷，堅持“不爭論”，跳出“姓資姓社之爭”，一切以務實為原則，包括南海這樣的重大爭端，他也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應對。正是有了鄧小平的思路和方法，才有了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過，我們要承認，鄧小平並沒有真正從理論上解決中國的大國道路，這一歷史任務落在習近平的肩上。
那麼，習近平面臨什麼挑戰，必須超越什麼？簡單地說，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人都沒有解決的或沒有面臨的許多重大歷史命題都集中到今天，需要習近平以偉大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氣予以破解。毛澤東沒有解決階級鬥爭之外的精神力量之源問題，鄧小平沒有解決經濟飛速發展後的利益分配或利益共享問題。兩個問題，一個涉及精神世界，另一個涉及物質世界。只有將兩個問題都解決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才會成為現實。
習近平要有效解決兩代領導人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不能重複兩人已經採取的方式方法，只能自創新路，要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思想理論基礎上實現重大創新，或者說實現革命理論向執政理論的突破，才有可能破解中國共產黨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毛澤東是在中國這樣的文化和社會環境中，運用從西方引進的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完成中國革命的實際，鄧小平是在發現我們以往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的基礎上，探索前進道路，也就是仍然是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中進行。習近平不可能再在這樣的環境中前進，他要超出中國以往積累的經驗範疇，不僅僅要考慮中國怎麼發展，而且要考慮中國和世界怎樣在互動中發展、甚至中國能否為世界探索一個更好的發展道路的問題。換句話說，毛澤東時代僅僅以批判和否定西方，就可以保證自己的合法性、先進性，而今國際國內的政治生態與民眾的觀念和思維已經走出很遠，僅僅是否定顯然無法說服人，無法贏得更多追隨者，習近平必須通過創造科學理論，並且是內生的理論為全社會找到共識，否則“左”右之爭將永遠進行下去。以中國參與世界規則制訂為例，毛澤東時代搞了“三個世界劃分”，鄧小平時代搞了個“南南關係、南北關係”，二者有差異，但都取決於二元政治觀。在冷戰結束、世界政治生態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我們必須創新外交理論和國家關係準則，這決定於政治觀是否取得突破性進展。
“四個全面”蘊含的新政治觀
習近平的執政方略是“四個全面”，執政理念則是“新常態”，新政治觀就蘊含於其中。因此，我們分析其新政治觀必須弄清“四個全面”的基本內涵和政治品質。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後的政治品格和價值追求。確立什麼樣的國家和社會建設目標，反映的是執政集團的政治理想和執政理念，影響的是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這也是政黨高舉的旗幟和奮鬥目標影響追隨者的重要原因，同時是接受人民群眾評價和檢驗的尺度。代表小部分人的利益必是小眾黨，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才敢言是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政黨代表的階級利益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注定隨著政治生態的變化與政黨主導者的政治理念與政治設計處於變化之中。很多政黨在發展強大以後會發生蛻變，比如蘇共後期就蛻變為利益集團，國民黨之所以由號稱世界四大政黨到衰敗，也和它由為人民大眾利益而奮鬥蛻變為“四大家族”的利益代表有關。然而，蛻變後的國民黨只能依賴自己的利益集團，脫離了這個集團就會迅速走向滅亡，所以，國民黨不是不知道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道理，但政治落後制約著其前進方向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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