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共享。任何國家制度設計的核心無不是利益分配問題，衡量一個政黨先進與否，就要看其代表哪個集團和階層的利益，即使西方非政治制度之爭的政黨競選，也是看代表了多少選民的利益。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講，“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既是性質宗旨的要求，也是獲得政治力量、精神力量的源泉所在。評價一個政黨乃至一個人的精神境界，最重要的指標也是利益予奪。我們分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差異，最關鍵的是以何種分配方式進行利益劃分。比如，核心價值觀上，西方早期強調的是自由、平等、博愛，為什麼平等很快淡出了呢？主要是因為市場經濟或股份制經濟。西方人認為，實現法律和人格上的平等是能夠做到的，但要實現社會地位的平等則不可能，因為市場經濟遵循的是“股同權同，股不同權不同”，老板與員工從來都是不平等的，也永遠無法實現平等。而在社會主義中國，革命的理由就是推翻階級剝削，實現人與人的平等，這也是對勞苦大眾具有強大號召力的根本原因。改革開放後，由於我們的制度設計出現了錯位，結果出現了貧富懸殊的問題，導致矛盾叢生。
習近平的政治觀與執政理念、執政方略正在回歸到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和奮鬥目標上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是什麼？實現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的根底就是“沒有剝削和壓迫”，而共產主義的中繼社會主義，也是強調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出現了偏離，主要就是利益分配出了問題。習近平正在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這個問題，並且是全方位和立體式的，比如限制國有企業高管的工資，就是一種調整分配方式的改革，反腐和規範權力，消除權力尋租的空間，也是一種利益分配方式，並且更帶有根本性和深層次。權力影響著利益，權力本身就是一種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當我們的利益分配深及這樣的層次後，一種現代的政治文明就注入了執政理念和邏輯。這顯然是習近平的新政治觀所關照的方面。
傳統一脈。習近平一個重要思想是“兩個互不否定”，即不以改革開放前30年否定改革開放後30年，也不以改革開放後30年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他特別強調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不能脫離開特定的歷史條件看問題，尤其不能以當下的標準評價歷史。這一點對於我們確立正確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很重要，對於我們這個尤其重視歷史的國家和民族很重要。
中國與西方在價值坐標上的重要差異是歷史觀。中國有悠久的歷史，這其間有驕傲也有屈辱，我們要在歷史中獲得革命的力量，所以強調“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我們評價現實更主要的是以歷史為主軸和尺度。西方更重視往前看，或者說重視過去更重視未來，因為他們的價值判斷和精神力量之源並非來自歷史，而是源自宗教信仰與核心價值。僅以宗教信仰為例，我們的多神教強調輪回，因而歷史就變得重要，西方的猶太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這是一個有起點無終點的永恒追求。再看核心價值，西方的核心價值是由思想家從社會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我們的核心價值是由黨的政治觀和執政需要確立起來的。這種差異也決定著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的差異，西方既然不以政黨為主軸，那麼誰創造了什麼樣的輝煌都不重要，關鍵是看還能創造出什麼。我們既然是與黨聯繫在一起的，那麼就必須維繫黨的神聖和高尚，因而就必須從多黨鬥爭最後獲得勝利者那裡找根據，這也是我們的價值坐標和評價標準都是以中國共產黨革命與新中國成立為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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