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法治道路，必然涉及到政治觀，換言之，沒有政治觀的突破，也便沒有法治的真正實施，這一點我們與西方是存在差異的。西方法治觀念深厚，早在公元前450年，羅馬廣場上就樹立了12銅表法，並由此奠定西方的法治基礎，同時這個基礎還得到了宗教的支撐，因為前有猶太教的摩西與上帝的約定，後有基督教的耶穌與上帝的約定，這些契約都支持法治，強化法治。
全面依法治國與依法治國最大的差異在於，後者是治國的手段之一，而前者則是治國的根本乃至全部。這就意味著若干政治觀念必須確立起來。一個是“善於把黨的主張化為國家意志”，即實現觀念上的突破，把黨的治國理政思想注入法的範疇；另一個是黨的主導作用要在法的規範下活動，也就是黨帶領人民制訂的法應當帶頭執行，即強調自我約束，尤其要形成內生的邏輯和一致性，而不是“兩張皮”，否則難以跳出“黨大還是法大”的泥潭；再一個是努力把理論化作實踐，或者說將理論化作制度設計。
依法治國不是新思想，這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大力倡導的，所以我們高度關注全面依法治國，在於其更加豐富和深刻的內容。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推進依法治國的一系列重大設計中，最為核心的是依憲治國，這實際上是習近平在紀念憲法頒布35周年大會講話中所突出強調的。依憲治國原本是現代國家的最顯著標誌，之所以在當下中國成為熱點，主要是涉及“黨大還是法大”問題，涉及“宣誓效忠憲法與向黨旗幟宣誓”的問題，涉及現有憲法規定的一些公民權力如何落到實處的問題。
一段時間來憲政成為敏感詞，其實，憲政道路漫長，並非一蹴而就。美國走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憲政道路，但開國者設計的憲政思想，也是通過一次次由立法、司法、行政，乃至“升鬥小民”參與的司法大戰方才實現。中國的憲政一定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憲政，這是不言而喻的，而保證真正實現憲政，也將有一個長期的過程，這期間不要為那些以西方憲政為評價尺度者詰難而動搖，而回避。所以，確立路徑就是一種政治觀念和政治路徑。
執政和革命差異很大，走出“格瓦拉困境”，很重要的是為誰執政和怎樣執政，而這個問題背後又是為什麼執政，為執政而執政就會扭曲政治制度和政治目的，就會生成既得利益集團。這時的法律也就成了執政集團壟斷權力的手段，而不是公平正義的保護神。新的法治改革，提出了終生追究，領導幹部打招呼要記錄在案，這就意味著，主要領導打著黨委領導司法的旗幟謀求一己之利不行了，就是謀取一個單位和地方的“公利”也不行了。這是一次巨大的具有政治特征的突破。
“全面從嚴治黨”背後的政治倫理與廓清權力。習近平一再強調“政治規矩”，是因為這是全面從嚴治黨的路徑和不二選擇。政治規矩主要反映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制度設計，另一個是遵循權力運行規則的意識，二者缺一不可。自然的人進化為社會的人，追逐的重點之一是權力。政黨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先進與否，很重要地反映在對權力的授受關係的認識上，同時反映在權力建構和運行模式上。如果研究中國共產黨的自我更新路徑，突破口在於規範權力的運行。長期以來，我們的權力出現嚴重失控現象，一方面由於缺少強有力的外部監督，另一方面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原本潛規則重過顯規則。要改變這種情況，走西方政黨輪替和三權分立的道路是不現實的，根本出路在於自我改善，建立一黨執政下的政治倫理規則，也就是設計中國特色的將“權力關進籠子”的模式。
當下中國迫切需要構建政治倫理規則，因為西方國家在政治權力之外還有宗教和法律起規範作用，我們的宗教不具有社會規範和調節力量，法治又處於發展進行時，且處於初級階段，很大一批領導幹部尚未樹立法治意識，更願意依賴政治的強力，而政治權力的濫用很容易導致權力運行失序。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就在於科學制度規範缺失的同時，沒有形成政治倫理規則。
習近平建構的政治倫理系統分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政黨的路徑選擇。習近平堅守和傳承中國共產黨的“紅色基因”有其必然性。只有堅守才能保證其擔任總書記的合法性，也就是其權力來自全黨的委托，而不是其他政治力量的委托。因此，他一再強調“共產主義信仰是共產黨員精神上的‘鈣’”，並且著力推動了群眾路線教育活動，重視中國共產黨“優良作風”的傳承與紅色基因的繼承，所有這些都反映在他一次次到紅色聖地去“朝聖”，等等。這實際上本身就是政治倫理使然，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有責任帶領全黨去探索，實現自我超越、自我更新，但決不能自我否定，前者可以帶來新生，後者只能導致自我毀滅。即使從其家庭出身的角度講，他也不能搞自我否定，否則就會出現對先輩的背叛，這是個倫理問題。
第二個層次是從嚴治黨。中國共產黨較西方政黨擁有更多道義優勢，至少理論上是這樣的。在過去很長時間裡共產黨一直占領著道德的制高點，包括以犧牲自己來成就人民大眾，也包括對道德純潔的追求，只是在一段時間裡我們這種要求被廢馳了。這種廢馳有深刻的利益關係，正是利益關係決定了習近平強調從嚴治黨不是一個簡單地回歸傳統，而是新的開拓，因而包含著新政治觀。革命戰爭年代堅持更高的要求，黨和領導的軍隊沒有自己的利益，靠的是信仰，同時也是客觀環境使然，戰爭讓每一個參與者都無法保護自己的任何私財，這時黨要求高於一般群眾的純潔與無私，既是號召，也有客觀條件的配合。而今黨仍然沒有獨立於人民之外的利益，但黨的成員有自身利益，這種情況下講純潔，就必須奠基於新的政治倫理規則，這就意味著要以新政治觀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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