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確立發展目標和實現路徑，很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政治品質，堅守政治倫理，力避背叛自己的宗旨。從這個意義上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鄧小平及其後來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存在一些差異。建成作為一種方略，作為習近平的政治觀表現出來，其內涵之豐富、意義之重大必是我們需要深刻把握的。
確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至少蘊含著兩個重要的價值追求，一個是讓全社會共享發展成果，即解決利益分配懸殊過大的問題。建成既是目標，也是一種社會形態，還是一種價值觀，以建成作為我們的檢驗標準，那麼就涉及到社會發展成果的共享問題，就涉及到社會階層和集團的利益平衡問題，這就回到了共產黨“均貧富”“消滅剝削”“共享繁榮”的社會理想上來。如果我們全面理解習近平的舉措，就會深刻感受到他的政治理想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緊密結合在一起。比如限制特權是一種利益再分配，因為權力影響著利益，權力本身就是一種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這是現代政治觀的基本要求。再看反腐，這決不僅僅是消除腐敗，也存在著解決特權階層的利益壟斷問題，還是解決共享的問題。這也是習近平在紀念全國人大成立60周年大會上所指出的：“切實防止出現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的現象。”這個權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包括生存權，也包括民主權利，充分體現在小康社會之中。
另一個是將發展引向理性。當下我們建設的是小康社會，而不是全面建設發達國家，這與文革時期的超英趕美迥異，尤其是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情況，理性殊為難得。如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只是停留在利益共享上，這個小康一定是存在偏差的，不穩定的，沒有希望的。因為，再偉大的政黨，再強有力的政府都不能滿足人無度的欲望，只強調和激發物質利益需要，而不去引導價值觀，實現物質和精神的平衡，很可能經濟越是繁榮，物質利益越豐富，矛盾越多，風險越大。一個人沒有飯吃的時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飯吃，有了飯吃後會生出許多事來，而生出來的事一定是精神領域的。這就是習近平一再強調信仰，提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的重要原因。
“全面深化改革”背後的政治邏輯和實現路徑。所有改革無非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權力分配，另一個是利益分配。我們的體制改革一定遇到這樣一個問題，政府放權後，我們的制度特點與西方的制度特點有何差異？放權後，我們的政府還要不要維持如此龐大的規模？因為以前我們的政府作為市場主體參與經營，有人講“總理是最大的總經理”，如果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向服務型政府轉變，那麼分配資源的能力必然下降，這時，中國的權力構成和運行會怎樣，很值得思考。
改革的目的是興利除弊，但改革的實質和路徑則是創立一種新的遊戲規則和邏輯。我們習慣於強調政治的神聖，並循著追求真理的路徑推進改革。歷史上走向失敗的政治改革，很重要的一點是沒有把握權力的本質與權力的運行規律。要保證政治體制改革有效推進，很重要的是去除政治絕對化和神聖化，讓政治權力運行回歸本質，也就是說政治制度改革其實就是打破舊的遊戲規則，建立新的政治遊戲規則。
任何領域都有遊戲規則，包括政治領域，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就很難解釋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之流的腐敗問題。按照原有的政治邏輯，這些人如果不清理，他們離開這個世界時，訃告上一定出現“忠誠的馬克思主義戰士”“我黨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領導人”這樣的表述。這些溢美之辭放到革命戰爭年代走來的革命者身上是準確的，用孫中山先生的觀點，他們屬於“首義黨員”，是有高尚精神和堅定政治信仰支撐的，但放到和平時期成長起來的“協助黨員”和“普通黨員”身上，就不具有說服力，因為權力的漩渦中不會產生高尚，這是被現實所證明的，是不依集團和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只有承認其間的特殊規則，才會建立新的有異於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政治規則。
兩個互不否定”，已經說明我們要以科學思維和政治觀指引改革探索，否則不僅無法找到新路，還會摧毀現有的精神和價值系統，導致紊亂。實際上，鄧小平與毛澤東選擇了不同的前進路徑，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自己的道路時，革命階段的探索極其成功，但執政階段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只能自己找路，這便出現兩個結果，一個是成功，一個是失敗，毛澤東失敗了，但這個問題要辯證地看，沒有毛澤東的失敗，就沒有鄧小平的成功，也就不會有跳出“兩個凡是”，原本這就是對立統一規律使然。習近平主導中央政治局學習辯證法，堅持“兩個互不否定”，已經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觀的出發點，而闡明的中國與西方和世界的政治關係，又表明了新的看法，也就是參與世界文明創造的新的政治觀念。
“全面依法治國”背後的執政方式和執政理念。革命黨與執政黨、法治與人論，類似的問題都屬於繞不過、躲不開的難題，必須直面且需要作出理論解答。黨的理念處於革命階段，包括以革命理論支持執政階段，法只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因為調節社會和激發力量都來自於階級和革命，也就是說階級對立可以完成一切社會關係的處理。進入執政階段，尤其階級關係消失以後，社會矛盾主要反映為階層或集團的利益關係，黨不可能再以區分階級關係來完成社會調節，必須形成新的邏輯，即必須產生新的遊戲規則和價值系統，這就必然選擇人類文化史上最具特色、最有成效的兩個規範方式，一個是契約亦即法治，另一個是道德規範亦或德治。從人類的更高級階段看，德治更可靠，但在人類尚未進入更高級階段時，只能強調法治，輔之以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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