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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偉峰 |
我曾在2000年3月號《中國評論》月刊發表文章《中國大陸能放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嗎？》，論述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四大關係：第一，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關係，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沒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就沒有成功的改革開放；第二，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和平與發展思想的具體體現，可以在更高層次上創立中國的開放形象，贏得世界的更大支持；第三，與中華民族大團結的關係，“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制止了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悲劇發生，豐富發展了中華民族大團結的思想；第四，與二十一世紀中葉中華民族復興的關係，“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民族復興的重要保證，如果中途放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會成為空想。
時隔22年之後，我發現，當年的觀點是有相當準確度的。上述四大關係沒有變弱或消失，祗有更加突出、更加強壯、更加緊密，可以得出結論：“一國兩制”成為了國家發展的助力、國家繁榮的動力、國家強大的鼎力。中共十八大之後，在習近平思想指導下，“一國兩制”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內容，必然有力促進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我們都知道，“一國兩制”最先在香港進行具體的實踐，成果如何？發展前景又如何？國家主席習近平不久前在會見新當選並獲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的時候，作出了重要的三大論斷：第一，“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第二，中央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從沒有動搖，更不會改變。第三，香港已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正處在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
對於習近平主席的論斷，我們在座的專家學者必然有高度的認同。我們都是“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歷史見證者，更是實踐參與者和思想貢獻者。為今後“一國兩制”在香港行穩致遠，為香港由治及興的發展、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最終構建成功獻計獻策，是我們這一代扎根香港的新聞工作者、理論研究者必須自覺承擔的時代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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