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兩個空間論”基礎上，提出“融合第三制”。“兩個空間論”經過融合發展思想洗滌後，產生了共構“重疊空間”、“第三空間”的創新概念，並借鑒大灣區融合實踐經驗，進一步抽象為“融合第三制”，體現了圓融共生的傳統文化思想，也是汪道涵先生“共同締造論”的繼承與發展。
第三，貫徹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出兩岸關係“融合史觀”。北京“習馬會”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論述，以“融合史觀”理順和貫通了傳統兩岸關係話語體系中的內戰、反帝、文化、現代化四種史觀。在“融合史觀”視域下，解決台灣問題是千年來中華民族內部各群體通過交流交往交融走向大一統的“歷史再現”；融合發展是實現和平統一的最優路徑，也是貫穿統一前、統一後的主題；“多元一體”是兩岸融合發展的最鮮明特徵。
由此，融合發展不單是政策研究、理論研究，而是一種思維方式，逐漸內化為自己的思維體系。
五、作為“生活”的融合發展
最後，我還想分享一下在生活層面的融合發展觀。對於我們這些“新香港人”或“港漂一族”而言，不僅在研究融合發展、宣傳融合發展，連自己的生活就是融合發展的生動實踐：穿梭兩地之便、享受“兩制”之利。尤其是，我們親眼見證著過去5年來，香港社會對兩地融合的三個階段：一是排斥與抗拒，以2019年修例風波為最高點；二是隔絕與期待，疫情3年對港人的內地觀產生決定性影響；三是擁抱與共享，以疫後兩地加速深度融合為標誌。身處歷史轉折時期，這種親身體驗與感悟格外難得，而這種經驗也對我們思考“一國兩制”的未來，產生了新的啟發。
由於“一國兩制”理論的締造者是在國家完全統一前或港澳問題解決之前進行思考和設計的，故在傳統官方論述中，“一國兩制”是在“一國”前提下，維持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但是，在融合發展的脈絡下，所謂“生活方式不變”的論述需要進行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優化，應該可以修正表述為：在保留和尊重原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共同追求、發展和創造新的生活方式。這樣一來，“一國兩制”就找到了最後一塊理論拼圖，也為今後港澳台治理打開了新的思路。而這恰恰是我們這一代中評人的使命所在！
郭至君：束沐以自己負責、參與的大數據報告、數據新聞、社評、月刊論文甚至構建的理論為例子，生動表明了融合發展不單是政策研究、理論研究，而且是一種思維方式，逐漸內化為自己的思維體系。下面請曹潤來發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