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地方政府交流持續擴大，推動中韓關係迎來新局面。在過去三四年時間裡，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中韓關係趨冷的叠加影響，曾經一度熱絡的中韓地方交流亦陷入低潮。不過，由於韓國採取地方自治制度，地方政府擁有獨立處理某些對外事務的權力。中國既是韓國的近鄰，又是重要的經濟夥伴，韓國地方政府要解決涉及本地區居民利益的諸如經濟發展、環境保護、文化旅遊等民生議題時，仍需與中國有關方面，特別是地方政府保持合作。因此，中韓地方交流成為近一年來兩國合作的新亮點。2023年10月，四川省委副書記兼成都市委書記施小琳率先訪問韓國，與首爾市長吳世勛會晤並就兩地交流合作方案進行了討論。2024年4月，遼寧省委書記郝鵬率團訪韓，會見了韓總理韓悳洙、外長趙兌烈、京畿道知事金東兗等政商界重要人士，在韓國國內引發重要反響。6月，江蘇省委書記信長星訪韓，會見了韓總理韓悳洙、產業通商資源部長安德根以及相關地方自治團體長和企業家代表，進一步為中韓地方政府交往回暖注入動能。同時，自去年下半年起，韓國京畿道、忠清南道、全羅南道、慶尚北道、江原道、濟州道、仁川市、大田市等地的主政官員紛紛來華，掀起一股地方高官的訪華熱潮，韓國地方政府來華積極性的提升也助推了尹錫悅政府調整對華關係的進程。
二、尹錫悅政府推動中韓關係轉圜背後的動因
近一年來，儘管中韓關係中的矛盾和摩擦依舊偶有發生，但韓國政府試圖扭轉中韓關係的態勢已然顯現。尹政府之所以在改善對華關係上釋出一些積極的信號，並非一時興起，而是在考慮國際局勢和國內政治之變的基礎上做出的重要決定，背後原因可以從以下方面追溯。
其一，中美關係轉向對話局面刺激韓國政府必須調整對華關係。在大國競爭時代，中韓關係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結構性因素——中美關係的深刻影響。2023年上半年，受中國民用無人飛艇誤入美國領空和蔡英文以“過境”為名竄訪美國等事件的影響，中美關係一度陷入十分緊張的狀態。受其影響，尹錫悅也配合美國採取對華強硬姿態，在台灣等敏感議題上屢放“厥詞”。不過，面對烏克蘭危機長期化給美國帶來的戰略挑戰、全球地緣政治局勢的動蕩和世界經濟的低迷，再加上“去中國化”難以全面實現的事實，拜登政府不得不重新檢討其中國政策，④尋求與中國對話，防止中美關係“脫軌”。從2023年6月起，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商務部長雷蒙多等政府高官先後訪華，恢復了中美間的高級別溝通和交流。特別是2023年11月，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在舊金山會晤，探討了中美兩個大國的正確相處之道，達成了20多項共識。中美對話格局的重建使尹錫悅政府倍感負擔，由於奉行“戰略清晰”，韓國在中美之間的戰略靈活空間日益收縮，一旦中美關係出現轉折，韓國便容易陷入“戰略尷尬”的境地。韓國國立外交院教授金漢權直言，韓國已成為中美對話局面形成過程中，唯一一個與中國矛盾和對立增加的美國盟伴國家。⑤這使韓國外交面臨十分被動的態勢，迫使尹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與中國相處之道，主動謀求對華關係之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