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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飛龍 |
行政立法關係不能祗有和諧 必須要做到配合和制衡相統一、相結合
中評社記者：立法會日前舉行首次“前廳交流會”，特首李家超率領6名正副司長以及特首辦主任與一眾議員會面。您如何看待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變化？
田飛龍：新選制下立法會變成愛國者立法會，特區政府變成了愛國者特區政府，因此一群共同的愛國者之間如何依據基本法分擔立法和行政的職能，這是一個新課題。之前的立法會和特區政府的關係不是這樣的，而是陷入了一種惡意拉布造成的對抗旋渦和僵局，現在的行政立法關係理順了，變成良性的，立法會積極支持特區政府施政。但同時也對立法會本身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立法會如何增強對政府的監督能力？如何在監督政府以及制定政策的時候體現專業性與政策水準？
行政立法關係不能祗有和諧、一團和氣的一面，它還需要依據基本法各司其職的另一面。要顯示出立法對行政的監督，因為立法代表民意，有民主基礎、民主代議的憲制性功能。這些實質性的方面包括新立法會議事能力、監督能力，以及贏得社會民眾關注和信任的能力，要逐步地去形成。新的立法行政關係必須是雙向的，既有配合又有制衡，不能只講配合、不講制衡，只講配合就變成了橡皮圖章，會喪失基本法所授予的憲制性功能。香港立法會也會失去民心。因此，行政立法關係必須做到配合和制衡相統一、相結合。
新一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國家觀和國際觀
中評社記者：習主席在希望中提出，要提升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從大局和長遠需要出發積極謀劃香港發展。您認為，愛國者治港下的新一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國家觀和國際觀？
田飛龍：國家觀問題在習主席講的四個必須中的前兩個比較突出顯示出來，國家觀就是要理解到“一國兩制”是以國家為本的國家頂層戰略和頂層決策，認識到“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是國家對地方高度自治授權與地方對國家持續貢獻的理性結合。在這樣一種國家理性的公式中去理解“一國兩制”、理解香港角色，就有了一個基本正確的國家觀。如果要有更高的國家觀，就要從國家歷史政治體制以及戰略的角度形成一個完備的國家知識體系。
國際觀就是要對中國與西方之間的關係以及香港歸屬有清晰的定位。一方面，香港當然是國際化大都市，聯通國家與西方的體系；另一方面，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具有國際化和全球化的自身內涵，中國的發展就是世界發展的一部分，所以對大灣區、一帶一路要積極理解和參與，要對西方體系的霸權性質、價值觀的偏頗有一定批判視野，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平衡的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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