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田飛龍出席第二屆“攜手圓夢”兩岸同胞交流研討活動 |
“一國兩制”關係和觀念要正本清源
中評社記者：長期以來，香港社會一直存在對“一國”與“兩制”之間的主從關係認知混淆。您認為，在牢固樹立“一國”原則之後，今後應該如何平衡“兩制”之間的關係？如何更好地改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甚至是吸取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經驗以解決舊制度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在新時代新征程中，香港應該樹立一個怎樣的“兩制”觀？
田飛龍：“一國兩制”以往分開來講比較多，特別是在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範疇習慣假定資本主義制度是優越、進步和需要被維持、被學習的，而內地社會主義制度是有局限的、不夠現代化的，是需要改革開放，對標香港進行針對性改變的。因此，“一國兩制”長期給人的一個感受或者心理暗示就是“兩制”中，香港“一制”優越，而內地“一制”不優越。在這樣的認知下，就會產生一種對“一國兩制”整體及其發展趨勢的誤解、誤判，就會誤以為“一國兩制”的走向是大陸的“香港化”。甚至通過這樣的一個模式，引導中國內地走向一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這顯然是完全不符合“一國兩制”初衷的。因為鄧小平先生在設計“一國兩制”時明確講到“一國兩制”50年不變，最重要的不變就是社會主義主體制度不變，因此“一國”和“兩制”之間的主從、源流關係必須要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習主席在此次講話中講得很清楚，特別是在第一個必須中提到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是一國核心的法權要素，香港社會必須要尊重和維護。這實際上是對“一國兩制”中以前一些模糊的錯誤觀點加以批駁，澄清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本體性。過去，香港長期存在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的二元對立，他們愛文化中國、不愛政治中國。同時，也有民主中國論，他們愛中國是為了將來中國民主化，如果不是民主中國就不愛。這些政治思潮和言論，其實長期影響到香港人的國家認同，以及愛國愛港社會政治基礎的鞏固。此外，還有香港一些團體和個人提出的民主反共論，民主是為了反共，反共是為了追求民主。這些其實不符合“一國兩制”初衷和基本原則。因為“一國兩制”的一國部分，是中國憲法界定的具體的“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依據憲法規定，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因此愛國和尊重黨的領導在中國憲法上是一體的，在“一國兩制”範疇也是一體的。講清楚這些法理的內在邏輯之後，香港社會以往一些蠱惑人心的宣傳話術、政治運動中的歪理邪說就可以進一步被清理了，而愛國者治港社會共識和社會政治基礎就可以得到系統性的修復和鞏固，這對於“一國兩制”的正本清源和行穩致遠非常關鍵。
隨著中國的發展，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多方面展現，特別是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在全球治理和人類和平發展中的地位、作用越來越大，中國已經不是這個全球規則體系的簡單參與者，而是變成了規則體系的維護者甚至是制定者。隨著這個角色的轉換，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些觀念、制度、政策要素是完全有資格名正言順地輸入到香港的“一制”中，用來檢討、克服和解決香港資本主義體系固有的一些矛盾缺陷，包括社會公平問題、住房問題、青年發展問題、愛國認同問題，甚至是疫情防控等。其實，這些方面社會主義制度都提供了一些有效的解決方案。我注意到，近期在新一屆特區政府領導下也開始研究借鑒內地健康碼的方法。這背後其實能夠反映出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開始正面積極地理解社會主義“一制”的優越性和治理成效，並且結合香港的實際作出一些引入和借鑒。
我認為，這是“一國兩制”關係里非常重要的觀念革命。“兩制”裡面不再人為地假定香港“一制”就是完美無缺的，而是實事求是地科學認知兩制的差異，然後根據解決問題的需要靈活選擇兩制當中合理的要素。香港的制度元素好，內地可以學習；內地的制度元素好，香港也可以學習。這就推動了“一國兩制”走向內部良性互動、深度交流和學習的新階段，而不是以往那種井水不犯河水、心理對抗、制度阻隔的那個階段。這種新階段或新時代的兩制觀，牢牢立足於“一國”的框架，然後實事求是地去分析、運用兩制的求同存異，從而共同促進良性發展，這對香港、對國家的發展都會更加有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