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在疫情之下，由於兩制和兩地防控效果的差異，造成了比較長的時間、近兩年的基本封關的狀態，嚴重阻礙了兩地經濟社會、人員的正常流通跟來往。這不僅對兩地的經濟流動造成挫折，而且對兩地的人員流動、人心互動也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應該說積民怨已久，所以是否能夠通關，一定是考驗特首、特區政府的一個重大的考題，也是中央對香港特區政府監督問責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內地能夠做到動態清零，在黨的領導下依靠內地的這一套整體動員有效防控的制度優勢，實現了內地省份之間基本的流通。
但是香港由於它的制度，還有它本身控制疫情的基本措施是效仿歐美，並且保持著跟歐美之間較為寬鬆的一個疫情防控的管制措施，以至於它更多的實際上是在跟歐美通關，沒有跟內地通關。當然這表現了兩制的差異，也表現了特區政府的管制思維還停留在以前的模式上，因此特區政府應當用通關這道考題來好好考考自己，是不是真正對“一國兩制”有一個透徹完整的理解，是不是真正能夠內心由衷的去敬佩、借鑒、學習國家抗疫模式當中合理的並且行之有效的一些措施跟方法。這方面我看到特區政府也有在做政策的檢討跟努力，以便滿足內地通關相應的要求，這其實是一個對兩地人民生命健康都負責任的積極表現。
這就看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面，特區政府是不是真的能夠在管治能力上展現“一國兩制”之下，真正賢能愛國者的水準。如果他們真的能做到的話，不僅中央對他們會更信任，而且兩地人民也會認為香港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被包容進來，被證明是可以互通，這樣也會重新贏得民心。相反如果通關失敗，香港的疫情有起伏，並且不能夠達到與內地之間的這樣一個標準，我覺得特區的管治能力以及民怨，仍然會在浮動之中。通關與否，也是對“一國兩制”的一種特別的制度能力測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