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低投票率也表現了香港反對派仍然在負隅頑抗，他們用整體不參選以及杯葛破壞選舉的方式，還有誤導恐嚇選民的方式，在拉低投票率、攻擊制度，進一步坐實了他們有政治顛覆的意圖和計劃，比如遠在英國的羅冠聰，還有許智峰，他們還在煽動Be Water Plan計劃來攬炒，要製造香港史上投票率最低或白票/廢票率最高的一場選舉。
這種做法將選舉作為一種制度戰爭、一種對抗武器，而毫不顧及選舉制度所根植的憲制秩序，以及完全不顧香港在當下的根本利益和發展前景。這些操作可能蒙蔽人心於一時，但是長遠來看的話一定會被香港人民所識破、拋棄，所以低投票率是由多種複雜因素造成的，它更多是由反對派的選舉攬炒行為所造成的，也與香港民眾對愛國者治港、對國安法、對新選舉制度還不夠了解、不夠理解、認同度還不夠高有關。所以越是這樣，我們越要加強關於新選舉制度的宣傳動員的工作，讓新的選舉制度能夠走入社區，走入各個界別，為人們所理解和接受，這是一個比較長期的工作。
將來理想的、也是必然會呈現的香港的民主秩序就是“愛國者治港”和更多元的社會階層的民主參與之間的一個結合。因為香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按照基本法的規劃是一個均衡參與型民主，而不是簡單的一人一票的激進民粹化的民主。
中評社：有一種說法“未經過淘汰賽，入局者的戰鬥力也會很弱”，在新選制下如何在“愛國者治港”和“選賢任能”之間取得平衡？立法會選舉能做到“多元化、非清一色”嗎？
田飛龍：首先選舉的優勝劣汰，必須是在正確規則的指引下，否則再激烈的選舉可能出來的結果正好是相反的。我們就以2016年立法會選舉和2019年區議會選舉為例，這兩場選舉投票率很高，本土勢力跟外部干預勢力操縱的痕跡很重，最終導致香港的憲制秩序一步步陷入危險當中。
所以這兩場選舉競爭足夠激烈，可是不是優勝劣汰，是劣幣驅逐良幣，越是極端的口號、極端的組織、極端的勢力越容易當選。
這暴露出來香港原有選舉制度的風險和漏洞，而中央就是要堵住選舉制度的風險和漏洞，使得香港的民主選舉在正確、合理的規則指引下展開，因此競爭是否激烈，並不是選舉結果是否理性、可否接受唯一的條件。
競爭的激烈必須結合制度的合理化，才能夠保障一場選舉是有利於社會的團結和進步的。
今天來看，新選舉制度更加合理嚴密了，“反中亂港”勢力沒有機會入場了，下面要做的就是這個制度在多個環節上是否能夠真正做到選賢任能，能夠實現忠誠基礎上的賢能者治港，避免出現忠誠的廢物和兩面派，因為這些人被選出來的話，也會反過去證明新的這一套制度仍然有很大的漏洞。因為新選制固然能夠保證反中亂港勢力不入場，但不能保證賢能者出線的話，就會在功能上、功效上對新的選舉制度造成打擊，對信心造成挫折，所以我們的制度在確保安全性之後，必須要追求選賢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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