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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飛龍認為，由於國家制度性力量的決定性進場，整個香港社會面臨一個社會結構的大轉型。（中評社 胡毓雯攝） |
中評社：您覺得精神鬥爭最後的結果是什麼？是一派徹底戰勝另外一派嗎？
田飛龍：香港的精神鬥爭有象徵意義。實際上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平台具有中國和西方“文明衝突”的濃縮意義。因為鬥爭的一方代表的是社會主義中國，鬥爭的另一方代表的是西方自由民主陣營。儘管鬥爭的方式因為國家制度性進場而有一些轉移和變化，但反對派背後有整個西方的所謂自由民主世界的支持，所以他們還會在一些重要的議題、場合，甚至利用一些事件進行一些政治反攻。
比如香港有一些去殖民化的工作，在“愛國者治港”社會化過程當中會展開，就像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涉及到如何移除以及過程是否順利，是否有學生組織敢死隊去保衛，移除之後民事的賠償怎麼處理，因為涉及到所有權的問題；還有比如支聯會的解散問題；一些傳統的國際人權組織在香港繼續存在或者退出的問題等等。這些又會形成一個個焦點，未來還會成為香港牌上炒作鬥爭的議題，但是相對而言，我們已經在制度上控制了這個局面。
下面要擔心的已經不是二次“佔中”或者二次修例風波的問題，這是不可能的。要擔心的就是投票率的問題，人心的問題，教育改造效果的問題，因為涉及到國家認同，另外就是香港社會活力的問題。確實如你所看到的，香港作為一個西方化的公民社會，一些有活力的、比較有抗爭能力的公民社會組織紛紛解散，但是這些社會組織原來所負載的功能也在消失——它既有政治抗爭的功能，同時又有社會服務的功能。這些社會組織所代表的香港社會的活力多元化，愛國社會組織是否能夠有效的填充？比如以教育領域為例，教協解散之後，教聯會以及相類似的愛國教師組織，是否能夠承擔起對愛國者治教以及教師權益保護與職業發展方方面面工作的領導作用？這方面我覺得還是需要繼續的觀察。
再看法律界，今年8月份是律師會選舉，明年1月份是大律師公會改選。有很強的力量在推動實現愛國者要參選和主導。在法律職業領導的領域也要實現“愛國者治港”，這一推進和香港原來法律界的實力分布，還有司法獨立以及香港法律界與普通法世界之間的正常互動交流之間會產生什麼樣的衝突和緊張的關係？這些都要逐一的去研究、應對，可能並不是在每一個領域都平均處理或者一刀切，而是要考慮某些領域的改革，要因地制宜，根據這個領域的力量，對香港社會的貢獻，尤其是對香港國際地位與涉外聯繫的支持度來衡量改革的力度和方式，而不能是在“愛國者治港”這個大原則之下都一刀切。一刀切的結果可能就會推動香港社會走向一種近似“清一色”而缺乏活力和競爭性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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