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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中評社 胡毓雯攝） |
中評社：2020年7月1日香港國安法頒布，您曾經說這標誌著“一國兩制”進入下半程。很多港人都感受到香港社會又恢復了平靜。您覺得讓香港社會回歸平靜的力量來自哪裡？2014年“佔中”之後，香港社會表面上似乎平靜了，但是暗流湧動，您覺得現在的平靜會是持久的嗎？也有人擔心，香港的社會會不會失去活力，您怎麼看？
田飛龍：修例風波之後的平靜與“佔中”之後的平靜是不一樣的，因為確保社會回歸平靜的背後的根本制度力量不同。
“佔中”之後確保香港回歸平靜的力量是香港本地的法治。因為“佔中”運動本身是傳統泛民主派與青年本土派之間政治權力交接的一個分水嶺，“佔中”運動以及其追求的“普選”目標的失敗，就標誌著傳統的以“民主回歸論”為綱領的泛民主派的整體性退場。
儘管他們其中一些人還有影響力，但是青年本土主義已經掌握了話語權和新的運動領導權，而新的運動正快速在香港內外汲取力量、凝練話語、獲得資源支持，策劃著後面一場更大的抗爭風暴。這就到了2019年的修例風波，一場打破一切既有平衡和表面和諧的政治風波。所以“佔中”運動有反對派代際交替的意義，而青年本土主義的行動方式與傳統泛民不同，他們不僅完全接受了“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破除了守法倫理的約束，而且他們追求以一種暴力的方式來實現恐怖奪權，這個是傳統泛民主派無法想象和實施的。2019年修例風波證明了香港的青年本土主義的主要危害和所爆發的政治能量。
修例風波之後所恢復的平靜是不一樣的——確保平靜的不是香港本地的法治，香港本地法治沒辦法在修例風波當中實現止暴制亂。這一次進場的力量是國家的制度，國家通過香港國安法以及新選舉法，在香港的街頭和香港的選舉制度環節，徹底清理了“反中亂港”勢力，出現了“反中亂港”勢力有關的組織和個人或者解散或者移民跑路的現象。剩下來的在香港政治生態和政治空間中的要麼是愛國的建制派，要麼是偏溫和的反對派和中間派，不再存在極端勢力能夠興風作浪、煽動社會撕裂、暴力抗爭的制度土壤和社會空間。
而且由於國家制度性力量的決定性進場，整個香港社會面臨一個社會結構的大轉型，由原來反對派所主導的公民社會轉向愛國者所主導的愛國社會。社會結構的轉型會表現在方方面面，在國安法和新選舉法的整體前提之下，在社會的一些具體的治理領域，快速發生著一些基本話語、力量和範式的轉換，比如教育領域、傳媒的領域，網絡監管的領域，甚至司法的領域，以及整個香港與外部世界互動方式的這些領域都快速發生了變化。這裡面，“港獨”和“台獨”聯繫和互動的方式也在發生變化，至少在香港本地已經不存在“港獨”跟“台獨”之間能夠明目張膽進行勾結、危害國家安全的空間和土壤。這一次因為是國家的制度力量進場，“一國兩制”當中“一國”的國家理性被徹底喚醒，所以徹底根除掉了香港的亂源。
當然，國家力量的進場以及國家主義強勢的法理邏輯的降臨，與香港社會所習慣依賴的自由民主的文化和社會運動的文化，以及香港社會與西方之間難舍難分的認同和聯繫之間，就構成了一種嚴酷而持久的精神鬥爭。這種精神鬥爭，涉及人心回歸的深層次層面，鬥爭過程每天都在發生，而且遠遠沒有結束。從制度的基本面來講，從香港的管治權安全來講，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但是人心的回歸，人心的軟抵抗，包括在選舉制度當中的一些選舉攬炒的行為、“港獨”的國際路線還遠遠不會結束，香港仍在“漫漫地歸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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