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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四校合併的新浙江大學舉行成立大會。 |
中評社北京11月14日電／1984年11月20日，一列火車從北京南下。
火車上是國家教育體制改革文件起草調研小組，調研組南下安徽、江蘇、江西、廣東四省，在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考察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教育體制機制問題。
“改革管理體制，在加強宏觀管理的同時，堅決實行簡政放權，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實行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 在調研基礎上，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從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入手，為中國教育發展吹響了改革探索的進軍號。
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是教育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推手。縱觀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每一次改革都跟進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在嬗變和陣痛中，以改革突破教育發展瓶頸，激發教育事業發展的生機活力。
義務教育轉向“以縣為主”的曲折探索
2006年12月31日，甘肅省會寧縣柴門鄉中心小學三年級學生王培英等幾個留守兒童收到了一份新年禮物——一張類似於新年賀卡的卡片，拿著它上學可以不再交學費、雜費和書本費。
和王培英一樣的幾千萬西部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孩子都收到了這樣一份新年禮物——義務教育不再收取學雜費。
飯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這樣一份新年禮物，經歷了與基本國情相適應的曲折探索。
1984年，當年的調研組在南下調研過程中發現，就整個教育而言，最大的弊端在於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同時，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艱巨目標與中央政府當時無法包辦之間的矛盾也凸顯出來。在地方，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充分釋放了地方基層的活力。因此，中央認為，地方有充分的可能發揮自己的經濟和文化潛力，農村基層組織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辦好本村本鄉的教育事業上來，加快教育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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