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香港要保持自由港的優勢，才能夠保持“一號香港”的競爭力。但是，必須把通道打通，讓資本流到我們想讓他去的地方。比如說採取一系列措施，暢通資本流向實體經濟和2.5產業的通道，或者讓資本進入地產行業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等，都有助於減慢貧富差距的擴大。過往香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得到了“全球化典範”的稱號，但是忽略了本地的發展，我認為未來應該讓全球化為本機服務，讓“一號香港”為“二號香港”服務。
中評社記者：有聲音認為特區政府應該恢復中央政策組，也有聲音認為特區政府應該建立顧問班底。我們知道您曾在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擔任過高級研究主任，能否結合您的經歷談談對此事的看法？
洪雯：我在中策組工作過五年多六年。我2013年離開中策組進入利豐後，香港政府曾有一個高級官員找我做一個為期三個月的研究項目，但是沒有任何支援和酬金，是義務工作。最終，我的公司允許我用了三個月時間，去完成政府的這個項目。這件事令我印象很深刻，因為政府在尋求研究去支持其決策時，沒有可持續的機制。香港政府多年來不積極參與經濟發展，也沒有專門的研究力量去研究和展望經濟，中策組以往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這個角色，出台政策之前中策組會做民調，摸一摸社會的脈搏。修例事件之前如果有中策組通過各種方式做民意調查，不知道結果會不會改變。我想說的是，一個政府怎麼能不去研究，怎麼能沒有自己的內部研究力量，要到企業借人義務做研究？這很荒謬。我認為不單是中央政策組應該重建，而且每個政策局都應該有自己的研究力量。
但中央政策組的重建並不意味著完全複製從前的模式。其實當年那個政府部門來借我的時候，中策組還在，但顯然局並不太信任中策組，不想將項目交給中策組來開展。因此，中策組即使重建，也需要跟政策局發展信任關係。它應該有點類似於發改委的角色，進行產業規劃，並且整合各個政策局的資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