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其實港府未必要變成一個大政府。香港政府歷來是一個小政府，多年來的經濟轉型也好、發展也好，都不是政府規劃出來的結果。政府沒有規劃經濟的傳統，也沒有規劃的能力，讓它轉型成像內地式的政府，或是新加坡家長型的政府，暫時也做不到。但是香港政府可以轉型成一個“有為政府”，從所謂的不干預、無為，轉變為“有所為有所不為”，逐步介入到經濟發展過程中。這種“介入”並不是規範企業怎麼運作、規範資本怎麼流通、規範市場怎麼運行，而是提供一個發展的藍圖，這不僅有利於引導經濟發展的方向，還可以推動“二號香港”產業的結構轉型和實體化。另外，香港經歷了幾場大的社會運動，社會非常撕裂，產業發展藍圖相當於是一塊踏腳石，讓整個社會的持份者可以參與到這個過程中，政府可以充分地engage（溝通和交流）各個持份者，讓年輕人表達他們的理想，讓家長表達對孩子的期盼，政府則可以從中瞭解社會各界的想法。這是一個目標，也是一個手段，讓兩個香港走上彌合之路的手段。我認為政府可以參考。
中評社記者：您在書中提了香港不僅要“走出去”，還要有“引進來”的思維。您認為，在參與“一帶一路”的過程中，香港如何引進來？如何走出去？
洪雯：我非常欣賞內地政府在“引進來”方面的所作所為。大灣區規劃出台之後，我當時還在利豐工作，陪同馮國經先生接待了大灣區不少城市的市委書記或者市長，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需求過來，講了很多大灣區的發展機遇，說如果我們把總部搬去他們的城市，可以在“一企業一政策”的思路下提供各種優惠，稅收和土地都可以商量。新加坡政府也是這麼做的，利豐有幾個大的物流項目本想放在香港，結果新加坡專門制定了特別政策，給了非常優厚的條件，於是利豐就把項目搬去了新加坡，吸引了不少相關產業跟隨，帶動了整片區域的發展，現在那裡已經是一個高端物流中心了。利豐開業的時候，新加坡副總理親自出席，非常重視。我覺得香港政府應該向這些城市學習，未來要發展科技產業和2.5產業，政府需要放下身段去招商引資，去敲門，主動制定政策和提供服務。
中評社記者：修例風波使香港經濟受到重創，也使社會撕裂，令昔日被繁華所掩蓋的一些社會矛盾陸續暴露出來，其中最為明顯的一個問題就是貧富鴻溝，您認為產生這個巨大問題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如何才能改變這種不公的局面？
洪雯：最大的原因是香港在追逐全球化的幾十年里，忽略了本地的需求。Global（全球）和local（本地）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只專注本地發展，就會被全球化拋棄，例如非洲很多地方根本無法融入全球的流通系統；可是香港只專注追求在全球中的競爭，忽略了本地能否從中受益，就帶來了撕裂。“一號香港”享受了全球化的大部分益處，大多數的弊端則由“二號香港”承受。要彌補這種撕裂，就要改變以往那種追逐高端全球化、一切以國際功能為先的思維。舉個例子，香港政府為了進一步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為資本鬆綁，取消了各種稅，包括遺產稅。資本家才有大額遺產，香港取消了對資本家的稅，這是很荒謬的。另外，為資本拆牆鬆綁，吸引資本進一步湧進香港，但香港的產業非常單一化，都流向金融和地產行業，更加推動了香港的金融化和地產化。這些都是進一步加深貧富鴻溝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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