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廣東媒體報道，以監督公車私用出名的“廣州區伯”區少坤於26日在長沙因嫖娼被抓，並被警方處以行政拘留5天。消息稱，這位在互聯網上有些名氣的“區伯”當時在長沙的一所星級酒店客房內從事賣淫嫖娼活動，出價1200元，這一細節與他的“低保戶”身份形成鮮明對照，引起更多議論。
這兩年不斷有各種名人因嫖娼、吸毒被抓，當他們是娛樂明星時，輿論通常對案情細節津津樂道，猜測事件對他們前途的打擊。但當被抓者有較強政治標簽尤其是經常“批評政府”時，就會引來爭論，支持者們就會宣稱對肇事者的抓捕是警方策劃的“迫害行動”。
區伯事件再現了互聯網輿論場的這一幕。一些人表示強烈質疑區伯嫖娼的真實性，宣稱這是警方在報復他對公車私用的監督。與此對立的聲音則強調，這件事是區伯道德水準的真實暴露，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
我們認為，質疑警方為區伯“設套”是非常輕率甚至荒謬的，無論這種質疑有多少社會心理的線索，在全面強調法治的今天都不應被提倡。如果動不動就把“警方造假”的假設抬出來，依法治國就會陷入虛無主義，相關爭論也會失去基礎。
區伯之前就處在輿論的漩渦中，對他“騙取”低保、監督公車私用夾帶“碰瓷”勒索等曝光不時出現，與此同時挺他的聲音也很多，令旁觀者真假難辨。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官方從未捲入這些爭論。
熱衷在社會公益領域表現的人意外出醜聞，在哪個社會都有。如果因嫖娼被抓的區伯就是普通人，沒有因為參與公共事務而網上出名，那麼這件事對他個人名聲的傷害非常有限。但現在的情況就不同了。
是名人就要對自己有所約束，名氣越大，自我約束就需越嚴格，這類代價已是當下中國各種名人共同的緊箍咒。過去人們認為娛樂明星可以“為所欲為”，房祖名、黃海波、王全安、王學兵等先後栽了大跟頭，證明影視大腕也沒有“絕對自由”。因為投身政治或公益領域而成名的人，就更需小心謹慎。不僅中國大陸如此，世界各地也大多這樣，東方各社會尤甚。
從道理上說，區伯監督公車私用與他嫖娼被抓一是一，二是二，分屬兩個完全不同的評價體系。對他的行政拘留只有5天，其獲釋後參與公共事務的政治權利不受任何影響，他是否繼續對公車私用進行監督，首先取決於他個人。
但是這起醜聞必然會重挫區伯的個人公信力，從而影響他繼續從事社會監督的效果。有他的支持者表示，自己對區伯嫖娼事不感興趣，今後會一如既往地支持他曝光公車私用，但真能做到這一點的人恐怕並不多。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人要在公共事務中保持活躍，其在守法方面不出問題是前提條件。
社會不會為維持一個人的現有角色而對其實施特殊保護。法律逐漸成為社會運行的主軸，社會的各種元素要圍繞它自我或相互調節，而不能讓法律反過來遷就它們。這些年很多高官和體制內名人因貪腐落馬，帶來種種衝擊，但相關治理沒有因此而退縮。體制外的名人必須從中看到，他們也不會以任何原因獲得在違法時免受追究的特權。
中國警方今後敢碰任何人，輿論無法干擾他們執法，這是擋不住的大趨勢。各類名人都比普通百姓承受著更多名譽風險，潔身自好是他們的必由及被迫選擇，這是民主、開放時代的題中之義。與其抱怨這個邏輯，不如認真順應它。（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