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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起（中評社資料圖） |
一九九七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前，韓國原來人均國民所得僅及臺灣三分之二；經過重創，慘然下跌至二分之一。記得當時的李“總統”在府內的應變會議上說，他估計韓國要花六年時間才能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水準。當時滿座政要既驚訝又佩服他的遠見。七年後（2004）韓國的人均國民所得不只恢復當年水準，而且趕上台灣。現在更遙遙領先五千美元。
這其中固然有韓國如何力爭上游、值得欽佩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虛心檢討自己為什麼落後。
筆者以為，責任不集中在哪個人（如總統）、哪個機關、或哪個政黨。問題在台灣這二十幾年一直引以為傲的民主化實際上只完成了一半，也就是“自由化”；還沒有完成另一半，“制度化”。因為沒有“制度化”，所以台灣的頭腦被“自由化”冲得發燒的同時，軀殼仍然陷在半民主半戒嚴、半法治半人治的制度中舉步維艱。
由於中華民族有幾千年的專制傳統，政府遷台後又有幾十年的威權背景，所以台灣民主化工程才一啟動，自由化的浪潮就沛然莫之能禦。時至今日，個人的自由度與今天世界任何國家相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過度專注私領域的自由，讓我們忽略民主化其實還包括在公領域建立一整套適合內部民主化及外部全球化的新制度。坦白的說，今天我們的制度很像一輛拼裝車，民主與戒嚴法規雜陳，法治與人治習慣並存，另外添加台灣獨有的設計。這樣一個混亂的公領域一方面讓私領域的自由幾乎毫無節制的侵入公領域，一方面也給那些善於遊走灰色地帶的人士一個非常方便的操弄及舞弊空間。結果國家競爭力持續衰退，而弊案也層出不窮。
美國學者Larry Diamond在今年五月發表的“台灣民主發展”研究恰好反映了目前台灣民眾的矛盾心情。受訪者64%肯定台灣的民主，高於1990年的54%，及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的60%。但他們絕大多數否定現在的公權力機關。譬如，對“立法院”的信任度自2001至2010年一直只有15%，政黨自16%跌成14%，報紙自33%暴跌成22%。這些數字比起當年的陳前“總統”及現在的馬“總統”，都好看不到哪裡去。稍好的法院也自40%跌成29%。對公務機關信任度最高，但也從52%跌成48%。
公權力的問題在哪裡？本文將依序討論“立法院”、事務官、政務官、媒體、政黨、及“總統”的角色。
“立法院”的權力理論上與行政部門相去不遠，但得到的公共關注卻遠遠不及。說的重一點，我們的“立法院”是現代民主國家中最不像正常“國會”的“國會”之一，因為它混合了戒嚴時期及民主化初期的設計，不能因應當前台灣內外大環境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反映國內民眾的需求。近十年的政黨惡鬥更弱化了“立法院”的立法角色，讓它變成政黨角力的主要舞台。
根據筆者在“立院”三年及平時的觀察，“立法院”的問題罄竹難書。在此僅討論與公共政策較相關者。第一，它是台灣最沒有效率的機關之一。陳前“總統”八年任內平均一年通過190 個法案。馬“總統”任內稍好，也只有210個。但南韓國會平均一年590個。“立法院”的立法怠惰意味著許多不合時宜、封閉保守的法條繼續綑綁住政府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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