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對資本强權 帶薪休假恐成畫餅充饑
1、十二年間仍未執行 帶薪休假僅是“紙上規定”
11月5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布了《職工帶薪年休假規定(草案)》，幷正在廣泛徵求社會各界意見。對于公衆而言，“帶薪年休假”當然不是一項“新”權利。它早已載明在1995年初已正式施行的《勞動法》第45條中，只不過還留下了一條尾巴——“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可惜，12個年頭過去了，“具體辦法”仍未出臺，多數用人單位也樂于以此爲藉口，拒絕執行《勞動法》中所明確的屬于勞動者的權利。權利爲何被虛置？行政立法不作爲。（廣州《南方都市報》）
取消“五一”黃金周需與儘快推行强制帶薪年休假制度積極配合，方能形成更爲合理的、靈活的休假制度體系。在這方面，從調整方案與帶薪年休假規定（草案）同步向社會徵求意見，不難看出國家有關部門的意圖所在。（上海《東方早報》）
在帶薪休假制度還只是“紙上的規定”，尚未得到有效而成熟的普遍執行，還沒有變成人人可以享受的真實權利之前，倉促取消一個黃金周，可能會影響到很大一部分人休假權。黃金周至少能給人們提供一個可預期的穩定假期，而帶薪休假在目前肯定無法做到這一點。人們一方面對黃金周造成的出行困難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又擔心取消黃金周使自己失去了休長假的可能。在這種矛盾心態的背後，正反映出勞動者對自己正當權利缺少保障的焦慮。（北京《新京報》）
2、公衆認爲保障不力 帶薪休假須有强制措施
“帶薪年假”一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雖然國家有意推行彈性休假制，政府也正著手落實帶薪休假制，但這仍只代表政府的姿態，對勞動者來講這只是一種紙面上的權利。實際上，制訂游戲規則的人才是最强者，在帶薪休假這個問題上，真正的規則制定者不是政府，而是强勢的資本；處于强勢地位的資方，才决定著帶薪休假如何落實、落實到什麽程度。在這種格局下，政府就帶薪休假制訂再多的規則都不會有多大用處。（上海《東方早報》）
雖然“帶薪年假”徵求意見稿中已經明確，對于不執行規定的，由人事部門或者勞動保障部門依據職權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照勞動法律、法規予以處罰。但調查顯示，79.4％的人認爲這些規定還是太軟，67.2％的人不無悲觀地認爲，如果正式實施，在自己單位不能得到很好的執行。（北京《中國青年報》）
目前，在各大網站對于新休假制度的民意調查中，可以看出參與調查者對于“取消五一黃金周”的爭議最爲突出。對此規定持反對意見的呼聲中，有不少人表示出對帶薪年假的執行“不放心”。《工人日報》日前發表評論《帶薪休假，千萬別讓我們空喜一場》，文章中舉了個簡單的例子：“假如一個私營企業的員工已經在該企業連續工作一年以上，向自己的老闆提出要帶薪休年假。如果老闆不同意，這位員工是否還敢繼續堅持自己的要求？” （北京《北京晨報》）
3、規定細節還須完善 不能僅僅讓公務員專享
作爲帶薪休假，其最爲吸引人的內容不是休假，而是帶薪。可是，帶什麽薪却是一個讓很多人擔心的事情。不管是黨政機關、事業單位，還是各類不同所有制的企業社團，工資構成都相當複雜，在工資單上，被稱爲“工資”或是“基本工資”的那部分薪水，往往只占其收入的一部分，有時甚至是一小部分。如果帶薪只是指工資，很多人休假期間的薪水可能要大打折扣。（深圳《深圳商報》）
在機關單位，公務員帶薪年休假往往不存在利益博弈，單位領導和普通員工都希望能享有帶薪年休假，他們的利益訴求是一致的。但是，帶薪年休假制度放在民營企業、三資企業甚至國有企業就完全不同。首先，企業主與企業員工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企業主希望休假越少越好，以便多創造利潤，而員工希望能得到年休假以享受充分的休息；其次，企業主與企業員工的話語權完全不對等，企業員工往往受制于企業主，不能通過有效的渠道來表達訴求，爭取自身的利益。因此，帶薪年休假制度對這些企業的員工很可能是畫餅充饑。
目前職工休假制度在民營企業、三資企業等企業的執行狀况，在某種程度上昭示著，帶薪年休假制度在這些企業的命運。《勞動法》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在法定休假日，用人單位應當依法安排勞動者休假。但有關調查顯示，80%的企業存在加班現象；而許多農民工更是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北京《中國青年報》）
總之，對于黃金周調整和帶薪休假，不管是肯定還是否定，不管是擔憂還是喜悅，不管是冷言冷語還是理性建言，在公共領域和視野下的這種爭論，就是社會的進步，體現了公共空間的成熟和理性。只有通過這種相互的“論戰”、思辯和溝通，才會超越階層的狹隘的一己之私，才會廣泛融合、升華而成共識，進而潜移默化地促進社會認同，最終結晶成爲國家權力、制度設計和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來源。奢望“十全十美”的放假方案幷不現實，最終敲定的方案要達成的目標就是，如何讓假期制度滿足盡可能多的公衆需求。（北京中國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