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部制改革終出臺 中國政治大手筆
1、“大部制”改革邁小步 新設立五個“大部委”
3月11日，備受關注的“大部制”改革方案揭曉，已經提請全國人大審議定奪。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向大會作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中國國務院將新組建五個部和四個局，同時取消五部二局一委。新組建的五個部分別是工業和信息化部（合幷信息産業部和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交通運輸部（合幷交通部和民航總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合幷人事部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環境保護部（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升格）、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建設部擴充）；四個局則是國家能源局、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國家民用航空局和國家公務員局，令國務院組成部門（內閣成員）從28個减爲27個，中國在國務院機關改革上邁出了一小步。（新加坡《聯合早報》）
剛出臺的大部制方案仍然讓不少人感到意外。國務院改革涉及機構共15個，調整範圍顯得很小，國務院組成部門將由目前的28個變爲27個，幷沒有出現大合幷的情况。發改委、衛生部等7個部門，在變動中有合幷或新增機構，可以看成是比原來“大”的部門。與這些相對大的部門一同幷列的，還有鐵道部這樣的“小”部門，很明顯，從邏輯上講鐵道部應該從屬于交通部。就是說，從公布的方案來看，大部制的“大”幷沒有體現出來。（上海東方網）
這個結果不僅與社會預想或許有些差距，與大部制的藍圖也有一定距離。大部制要解决的最主要問題是職能交叉、多頭管理的現象。顯然，依照目前的調整幅度，能够减少的職能交叉非常有限。但是這份初戰成績單，揭示出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推進大部制改革必然遭遇阻力，這個阻力比人們預想中的還大，就像華建敏向全國人大全體會議說明改革方案時强調的那樣，由于存在“諸多困難和潜在風險”，“大部制”改革將“循序漸進，不畢其功于一役”，因此這已算得上是中國政治改革的一個大手筆。（廣東《南方都市報》）
2、改革劍指“九龍治水” 向服務型政府邁進
中國行政部門職能重叠、多頭管理一直深受詬病。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目前共有組成部門28個，特設機構1個、直屬機構18個、辦事機構4個、部委管理的國家局10個、直屬事業單位14個，另外還有一百多個議事協調機構。而同樣的統計數字英國、法國都是18個，美國15個，日本則只有一府十二省廳。而且目前中國國務院部門之間有80多項職責交叉，僅建設部就與發改委、交通部、水利部、鐵道部、國土資源部等24個部門存在職責交叉。（香港中通社）
“九龍治水”，是長期以來社會上對部門多頭管理的形象說法。一方面部門設置過多，“切得過細”，以農業爲例，果實長在草上歸農業部管，長在樹上歸林業部管、長在水裏則歸水利部管，不利于統籌管理；另一方面又“管得低效”，經常出現監管者缺位、錯位或越位，還會造成“有利益時大家搶，負責任時大家推”的局面。（廣州《廣州日報》）
而“大部門制”的特點就是擴大一個部所管理的業務範圍，把多種內容有聯繫的事務交由一個部管轄，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從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從形式上看，“大部門制”是合幷和調整政府機構，但從更深層意義上理解，它是社會大轉型中政府服務性功能突出、行政色彩淡化的必然選擇。政府職能將以提供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爲己任，這一改變將使政府權力得以規範、回歸公共服務。（浙江在綫網）
3、保證經濟發展成果 體制痼疾必須打破
目前，中國市場化經濟産生了新的社會問題和管治問題，包括貧富差距擴大、破壞環境竭澤而漁、官商利益糾纏不清，也産生新的不同利益群體博弈，計劃經濟下由政府定框框的控制格局不再有效。管治不能再單靠由上而下的指令，還需要高度協調技巧。
而且中國春節前後的雪灾，也凸顯了管治的薄弱環節，包括燃煤、供電、運輸各方面的利益未能擺平，而一些好心團體在火車站向候車民工派發食物却遭到一些工作人員的阻止，應管的管不好，不應管的却管了。這只是中國大陸地方政府管治問題的其中一個例子。（美國《星島日報》）
今年是事關中國和中共顔面的北京奧運年，南方冰凍灾害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逐步呈現，加上四年一度的臺灣總統大選隱藏著衝擊台海甚至中美關係的變數，在如此衆多讓中共分心元素的包圍下，北京還是要推動“大部制”改革，也透露了時不待我的緊迫性。（新加坡《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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