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歷經五輪機構變革 改革進入深水區
1、機構改革幾經反復 與民爭利乃是癥結
作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行的第六次機構改革，這一方案的公布拉開了中國新一輪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序幕。從1982年開始，中國的政府機構每隔5年瘦身一次，其前四次都是以“小政府”爲主要目標，精簡機構、分流人員爲主要手段。到第五次，則以配合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强化宏觀調控，既有機構的裁撤與合幷，又有機構强化和升格。其間政府機構忽然瘦身、忽然發胖，總的結果是，機構數量和人員數量在加加减减中反而愈來愈龐大，辦事效率愈來愈低下，國家的行政管理成本愈來愈昂貴。（美國《世界日報》）
很多年來，機構改革一直是中國政府的一個死循環。機構改革的反復，主要是沒有解决“建設一個什麽樣的政府？”這個認識論問題。中國政府一直被學界稱爲“發展型政府”，即政府的主要功能是推動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本身成爲經濟主體。這些年來，中央各部委可以說是在大規模地集權，主要的原因就是與地方、與民爭利。但是，中央部委集權幷不是說中央集權。部委集權在很大程度上反而造成了中央權力的衰落。人們所說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部委集權造成的。
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權力很容易被它們溶解和消化。這不僅是因爲各部委擁有强大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是因爲部門衆多，權力過于分散，到了真正要執行中央政策的地方和社會，權力就消失得無影無踪了。實行“大部制”就是要取代各自分割的小部委制，把權力統一。（新加坡《聯合早報》）
從前機構改革不成功，是因爲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領域政府拼命以市場經濟的話語而加以退出，而有利可圖的經濟領域政府又拼命用發展經濟的話語而進入。其實，中國要建設的不是一個萬能的國家和萬能的中央，而是一個有效的有限政府。放權就是要向市場，向社會，向地方分權。市場、社會和地方能够做的領域就把權力分給它們。但對一些公共利益領域如醫療衛生、社會保險、教育、環境、公共交通等，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須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共前五次行政改革的經歷，使得外界幷不看好“大部制”改革。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前日接受外國媒體采訪時，也坦承其中的艱難，形容行政改革是“自己革自己的命”。（香港中評網）
2、特殊利益集團阻礙 大部制實施有難度
爲减少干擾，中共在制定“大部制”改革方案時高度保密。雖然在提倡政務公開、政策透明的今天，對與公衆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改革方案如此保密已經顯得不合時宜，但保密也是官方的無奈之舉：既要防止輿論添亂，更要避免利益集團過早介入，使改革流于形式。（新加坡《聯合早報》）
與20多年前不同的是，如今很少有人公開質疑改革的必要性，從官員到民衆都認爲中國迫切需要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率。但如果“大部制”改革真的觸動了利益集團和權貴階層的核心利益，改革必將阻力重重，舉步維艱，甚至可能像前幾次改革一樣，穿上一段“精簡”的新鞋後，再走回“膨脹”的官僚老路。（泰國《新中原報》）
還有就是讓高層頭痛的老問題：官員的安置。建立大部制，意味原來的一些“部”可能要取消，或者降爲司局。數以百計的沒有到退休年齡的正部級、副部級官員往哪里安排？這些人能爬到今天的高位，多少都有政治派系和利益集團的背景，不少人還有“通天”的本領，高層必須給他們安排“合理的”去處。等到政府機構再度膨脹之時，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可能重返“一綫”。（新加坡《海峽時報》）
3、大部制不搞一刀切 小試驗鋪路大改革
一位參與方案制定的相關工作人士提及此次“大部制”改革的總體思路時表示，當前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面臨的矛盾錯綜複雜，改革進程既慢不得，也急不得；既要“摸著石頭過河”，又要有“路綫圖”；既必須統一部署，又不能“一刀切”。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袁曙宏說：“防止急于求成，走大的彎路，對于改革的成功十分重要。”（上海《東方早報》）
與此前的社會期待相比，最終揭曉的“大部制”改革方案既有重合，也有相差之處。事實上，各方的目標基本一致，只是在形勢分析和改革步伐等方面，認識與判斷有所不同。對此，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在做機構改革說明時，坦陳“不畢其功于一役”，幷指出“大部制”改革分爲三種情况：一是在一些重要領域邁出較大步伐；二是循序漸進，適當過渡；三是在集中改革後根據情况的變化再適時調整。這三種情况的不同安排，構成“三步走”的路綫圖，也爲“大部制”改革繼續向前邁進，埋下伏筆。（廣州金羊網）
此次方案中新組建的5個部，當然屬于第一種情况。而“能源部”、鐵道部未能納入“大交通運輸部”以及“大文化”、“大農業”、“大金融”等改革設想，則應屬于第二種“過渡”情况。
在高層次的議事協調機構國家能源委員會及其辦事機構國家能源局的基礎上，未來組建國家能源部，形成一個統一、協調、權威的能源管理機構，同時對電力、燃氣管網等自然壟斷領域的公平開放、普遍服務、消費者權益保護等實行專業性監管，可能是大勢所趨。同時，正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所言，未來鐵道部在實現政企分開後，也有望幷入交通運輸部。而“大文化”、“大農業”、“大金融”等改革設想，也應適時而動。隨著“大部制”的深入和磨合，對其再做必要的適應性調整，則是改革第三步。（北京《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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