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將孫永稱為“窮游者”，但“真正”的“窮游者”對此并不認同。他們認為，窮游是一邊賺錢一邊旅行，只旅行不賺錢，沒錢了就坐等救助，這樣的做派是“流浪漢”而非“窮游者”。
據孫永自述，“想要出去游玩，出門只隨身帶一部分錢，花光之後就乞討，甚至住過橋洞下等。沒辦法的時候，就去救助站。234次被救助經歷就是這麼來的”。“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對多數人來說是偶爾為之的“奢侈”，對他卻是家常便飯。從個人角度，他有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但從國家和社會角度，想走就走，甭管有錢沒錢，大不了救助“托底”，這樣的選擇難言負責；網友說他“浪費社會救助資源”，沒錯兒。
如果孫永能認識到自己的問題，以後外出游玩注意量力而行，當然好。不過，如果他仍堅持在這條路上走下去，似乎也真沒有什麼有效方式可以制約他：
腿長在他身上，他要走，誰能攔得住？又憑什麼攔？
玩够了，沒錢了，吃不上飯，回不了家，找到救助站，救助站能因為他之前被救助次數多而拒絕其求助要求嗎？
二百多次救助放在一起，我們得出“浪費救助資源”的結論，但孤立地看每一次救助，他又都符合救助條件。根據媒體報道，這次，杭州警方在一間拆遷房內發現孫永時，他已被凍得瑟瑟發抖。面對這樣一個陷入困境的公民，負有救助職責的部門，能不救助嗎？
從公民角度，面臨困境時得到國家和社會救助，是其權利，而困境是外界原因還是個人原因導致，不影響該權利；從國家和社會角度，確立救助制度對公民實現有效救助，是職責所在，體現了以人為本。既然公民何時會面臨困境有不確定性，要保證救助制度充分實現設計初衷，也就不能也不應該對救助次數作出限制。這樣，的確可能會放縱個別人利用救助實現不正當目的，浪費救助資源，但和公民不能得到有效救助相比，“兩害相權取其輕”是必須做的選擇。
之所以認為“浪費救助資源”之“害”較輕，基於這樣的判斷：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自食其力是實現個人尊嚴的重要內容，而放棄對家庭和社會責任，動輒“想走就走”的，只是極少數人，救助資源即便被浪費也會很有限。所以，不用過於擔心更多人步孫永的後塵。我也願意相信，有了這次的媒體關注，孫永也會開啓和之前不一樣的人生。（來源：檢察日報 作者：麥子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