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卡紮菲政策的搖擺性造成的國際孤立。簡單的說，卡紮菲早期的政策是冒險主義，晚期的政策是投降主義。所謂的冒險主義，就是他在策略上，採取了很多超出國力本身，而且是一種不必要的刺激對手的政策。比如說阿拉伯世界，他主張要推翻阿拉伯君主，對海灣君主惡言相向，這事就得罪了類似于像沙特、阿聯酋這樣的國家；面對西方，他又採取國家恐怖主義政策，製造空難，對利比亞國家聲譽有害無益，結果讓西方抓住了把柄，對他進行制裁和打擊。對中國這樣的本來應該努力團結的對象，他又因為與台灣關係搞的非常近，所以使中國和利比亞關係事實上也沒有那麼好。這種政策，使其成為“國際孤兒”，關鍵時刻誰也不會幫他。他等於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後期他又搞投降主義，從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後，卡紮菲真的是被嚇破膽了，他主動在2003年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來又聽他兒子的話，跟西方搞關係，幾乎把所有的石油合同都給了西方。這樣的政策，其實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作為對比，我們可以看看伊朗，在伊拉克戰爭以後，伊朗始終是堅持發展核計劃，同時不斷研製新武器，和西方也敢於鬥爭，所以使得伊朗這樣一個人們早就認為是下一個打擊對象的國家，安然存在至今。而像利比亞這種投靠西方，被認為是比較安全的國家，反而率先成為打擊對象。
另外，利比亞戰爭之所以在今年爆發，還有兩個變數因素：一個因素是金融危機導致西方對外轉嫁危機。第二個因素是美國衰落，中東出現空白，而歐洲試圖憑藉它的力量來填補。
綜上，有三個問題值得思考：第一個，就是從利比亞戰爭來看，我們這個世界到底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還是戰爭與和平的時代？和平與發展是我們的主題，這是國內共識。但從現在西亞北非動盪看，如果說埃及等國的國內動盪是革命的話，那麼利比亞戰爭肯定是一場新的局部戰爭。而且未來這種事情還會有。通過這個事情我們如何看待國際形勢，進而在新的判斷基礎上，制定我們的對外戰略，值得認真思考。第二個問題，從卡紮菲被挨打的命運來看，我們應該奉行一個什麼樣的對外戰略。第三個問題，中國的處境，就是我們安全環境，變得更好還是更壞？現在西方已經出現聯合趨勢，利比亞戰爭本來是英法的事，但是美國也在幫忙；當年伊拉克戰爭其實是美國的戰爭，但是歐洲也來幫襯。他們這種聯合趨勢，有點兒像過去一戰以後形成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這個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針對對象是類似于像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有第三世界。那麼現在這個體系重新開始出現，中國的處境是一個什麼樣的處境？我覺得可能會變得更加糟糕。
郭震遠：好！下面請趙會榮，主要是談中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