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1980年代致力於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之後不久，即深刻體會到科學哲學對於建構本土社會科學理論的重要性，因此，花了十幾年的時間，撰成一本《社會科學的理路》（黃光國，2001），介紹西方科學在二十世紀內發展完成的五大典範，包括：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結構主義、詮釋學和批判理論。
多年來，我一直致力於發展本土社會科學，主張：非西方國家必須以“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針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建構本土社會科學理論，來解決本土社會的問題。在這樣的前提下，我作了一系列的研究，也發表了上百篇的論文。兩年前，我整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出版《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黃光國，2009），其英文譯本，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已由Springer出版（Hwang,2012）。最近，我又出版《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黃光國，2011），主張以“關係主義”取代西方主流心理學中以“個人主義”作為預設的心理學理論。
由“取經”到“對話”
世界上最先將“華人心理學”（Chinese psychology）帶入國際心理學社群的學者是目前業已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的加拿大籍彭麥克教授（Michael H. Bond）。他在1986年出版《中國人的心理學》，以後又組織大批的中、外學者，編撰了兩本《華人心理學大全》（Bond,1996；2010）。然而，一位任教於西班牙巴塞隆納的華裔學者Y.T.Lee（2011）針對他2010年出版的《華人心理大全》作書評時，卻一針見血地指出：該書引用的研究，大多是在“套用西方的研究典範”，“整本書沒有清楚的結構”。
2010年，台大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召開了一項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本土及文化心理學界十位知名學者前來討論如何建構“含攝文化的心理學理論”。在會議旨趣書中，我們直接指出彭邁克著作的弱點。在研討會上，我也很坦率地表明：彭邁克教授採取的研究取向，是將中國人放置在西方心理學理論中的某些向度上作跨文化比較，我的研究取向則是把文化視為整體系統。“泛文化向度”（pan-cultural dimensions）的研究取向，雖然能夠累積許多瑣碎的研究發現，但它卻會使華人文化面貌模糊，唯有把中華文化當作整體系統來加以研究，才能保持華人文化的主體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