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性的民族主義”
台灣的學術界形成“全盤西化”的格局，在戒嚴時期，學術界中的“自由派”便以“民主”作為對抗國民黨的口號；現在則是朝野一致，要以“民主自由”作為對抗“中共併吞”的工具。
然而，台灣實施民主政治的經驗，是不是真的讓台灣的政治決策走上理性判斷的道路？政治人物是不是從此不再挑動所謂情緒性的“民族主義”？
任何人都不難看出：台灣民主政治的運作，是建立在“藍綠對立”的基礎之上。政治人物的首要考量是：用什麼樣的政治口號來動員自己的支持群眾，而不是要解決什麼樣的社會問題。其本質是一種“民粹政治”，而不是西方意義的“民主”。這種以“族群動員”作為基礎的“民粹政治”，恰恰是波柏所謂“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1995年，我曾經出版過一本《民粹亡台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批評當年國民黨所搞的“民主”改革，其實已經流為“民粹”政治，將帶給台灣巨大的災難。所謂“民粹”主義，是政治人物為了爭取選票所推出的各項政策，旨在討好選民，吸引選票，而缺乏長遠的理性考量，看起來好像能帶給選民立即的利益，其實卻會給社會招致長遠的禍害。
這種現象看在有識之士眼中，自然會感到憂心忡忡。在“中華民國”百年學術發展研討會”上，政治學門的回顧，由朱雲漢、林碧炤、蕭高彥三位教授聯合執筆。他們在其合寫的〈“中華民國”政治學發展史〉中指出：“長期以來國內政治學在理論與方法上無法擺脫對西方政治學的倚賴，對自己社會的分析與理解均以西方歷史經驗為主要參照，難以形成在地化系絡的思考，長此以往將難以產生原創性的知識貢獻，也無法回應二十一世紀的知識挑戰”。
然而，西方式的選舉制度也是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一隻“鐵牢籠”，任何社會一旦開始實施“民主選舉”，就再也無法走回頭路。在“全盤西化”的格局之下，台灣的政治學界對於這種現象雖然“心有不懌”，擔心它無法“回應21世紀的知識挑戰”，大家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得過且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