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之後出現問題，就是因為缺乏鄧小平這種大智慧。北京有豐富的鬥爭經驗，過去與港英政府作鬥爭，回歸之後，從被統治者變成統治者，接受別人的鬥爭，中央和特區政府都不習慣。中央對管治資本主義殖民地並無經驗，香港管治隊伍則不懂如何與中央打交道，從過去最優秀的文官系統變成不會做事動輒被駡的公務員團隊。港英政府留下來的班子，不了解“一國兩制”以及“港人治港”，所以要揣摩中央的意思。而如何落實一國兩制對中央也是新課題，比如，“一國兩制”要對“兩制”容忍到何種程度？不同官員的理解可能也不盡相同。
回歸之後至2003年，港府自主決策卻不懂如何決策，董建華就與掌控公務員系統的陳方安生發生了矛盾，中央回歸前可能沒有想到這些。回歸後中央第一次介入是從財政上支持香港抗擊金融風暴，到了2003年，中央看到香港管治出了大問題，再不出手恐香港管治要崩潰，於是政治上出手，經濟上送禮，即CEPA和自由行。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曾公開表示，特首上任時間短，管治隊伍倉促組建，並非人人同心同德。所以說決策有問題，執行也有問題，哪怕決策是對的，執行也會出問題。比如，推行國民教育是理所當然，連傾向民主派的教協也認同，但負責推行國教的部門沒有從一國兩制原則和香港實際情況出發，主要負責官員明顯力不從心，結果引起一場風波。
香港的本土意識以及兩地矛盾，背景很複雜，也涉及反共意識以及民生問題，但關鍵在“管治問題”，例如水貨客和一簽多行等問題存在好幾年但議而不決。本來是中央給香港“送禮”，卻變成兩地矛盾激化的因素，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應該反思，而香港的管治出現一些問題，也與三位特首個人的能力和風格有關。當然，連李光耀也說香港特首難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