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我們現在如果再像董先生那樣專門打包立一套國安法，草案一定只能比2003年更鬆而不可能更嚴，結果是給那些人的自由空間更大，不但不能保護國家，反而把港獨分子保護起來了。所以，如果現在有人提出23條立法，實在先不要高興，以為他必定愛國。我們現在也有許多愛國愛港的朋友，很急著促成香港23條立法，他們並不知道我們早有法律可依，他們應該做的是敦促行政長官和律政司依法執行、依法檢控，促法院依法判處。
激活國安條款要利用中央權力 不宜自下而上搞大民主
另外就程序而言，若另立國安專法，在立法會三讀的過程肯定要延宕一年有多，造成整個社會紛紛擾擾，而且會把“港獨”、本土本來已經好不容易被壓下去的聲勢又給挑動起來。通過去年11月的宣誓釋法，以及習主席這次七一講話的嚴正警告，反對派的聲勢和力量大減，只得退回到校園中去做理論和思想的工作。但是，我們不要小看他們，他們正在積累自己實力，厚積薄發，一旦我們弄出一個23條立法，一讀、二讀、三讀，就等於是給他槍炮、給他機會，他們不是又起來了嗎？
所以，基本法23條不適宜在香港由下而上來處理，不能以香港為主場、通過搞大諮詢、大民主，立法會一讀二讀三讀的方式。大凡與“一國”基本原則有關而必不可少的事情，一定要由上而下，利用中央制度上的權力，利用律政司和特區政府制度上的權力，走司法訴訟也好，走人大釋法也好，走法律適應化人大重新備案也好，走中央發命令也好，走行政長官會發布行政命令也好，這些都是由上而下，是一條減少干擾、降低風險並且保障能夠成功的捷徑。
我們看看回歸以來，大凡以香港為主場，搞大諮詢、大民主、送交立法會審議的方式來處理的大事，多造成巨大動蕩，最候不是讓步再三就是退無可退失敗告終。您看2003年的23條立法、2010年的政改、2012年的國教事件、2014年的政改。相反的，由上而下的人大釋法和司法判決，例如1999年的居港權釋法、2004年的“426釋法”、2010年的剛果金案釋法、2014年的“831決定”、2016年的宣誓釋法，都能一錘定音。而特區政府根據釋法所做的訴訟，也都獲得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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