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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百年，塑造共同認同，是海内外華夏兒女的歷史責任。 |
中評社╱題：建構有利於兩岸整合的共同體史觀－－辛亥革命百年之思 作者：趙景剛（北京），本刊特約撰述
作者指出，史觀塑造認同。對於史觀的引導與建構，島內代表“不獨”的政治力量，在指導思想上，要懷有真誠而厚重的歷史責任感，著眼於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品質的真正提升，而不是把歷史課綱作量變式修改，當作向大陸及島內統派表明自己“不獨”的權宜之計；具體做法上，要立足於“九二共識”、“一中憲法”，對兩岸政治定位，形成更加清晰、充實、堅定的論述，為兩岸共同體史觀的建構，奠定堅實的政治基礎，這是解決島內史觀混亂問題的釜底抽薪之道。
島內多項民調顯示，在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新階段、經濟交流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台灣同胞的中國認同，並未像人們所預期的那樣與時俱進。這再次提示我們，單靠經濟往來，缺少文化及政治的“夯實”，兩岸民眾心與心之間的距離仍舊無法縮短。史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形勢下，兩岸一切反對台獨的進步力量，應高度重視分裂史觀的巨大破壞性，積極建構有利於兩岸整合的共同體史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重要的精神力量。
“愛國心之源泉也”(注1)：史觀如何影響國家認同
國家認同是“一個人確認自己屬於哪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究竟是怎樣一個國家的心靈性活動”。(注2)作為一種心理狀態，它具有四個鮮明特徵：身份上，內外有別；認知上，標準同一；感情上，愛恨分明；意志上，同舟共濟。而史觀，是人們對歷史的認知、情感與評價，以及思考歷史問題時所使用的範式，對國家認同的形成與演變具有深刻影響。
（一）區隔：在與“他者”的對比中界定“我是誰”
國家認同是人們在與“他者”的對比中形成的，正如亨廷頓所言：“我們只有在瞭解我們不是誰、並常常只有在瞭解我們反對誰時，才瞭解我們是誰。”(注3)歷史及對歷史的看法，有助於我們瞭解自己“是誰”“不是誰”。一方面，認同即“認為跟自己有共同之處而感到親切”，通過學習歷史，瞭解到淵源、遭遇、心路、記憶、使命等相同的人們，會油然產生“大家是自己人”的親切感。相反，那些客觀歷史與主觀史觀不同的人們，很容易相互界定為“他者”，從而產生距離感。
因此，政治力量無不通過在本群體成員中塑造不同於其他群體成員的歷史記憶來增強共同體的凝聚力。例如，美國初創時期，政治人物們正是通過強調美國與英國在歷史使命及發展歷程上的不同，有力推動了美國認同的建立，正如名著《歷史的真相》所言－－“歷史造就一個民族”(注4)；歐洲一體化的推動者們，也通過共同編寫歷史教科書等方法建構“歐洲認同”；而在台灣，從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到杜正勝的《台灣心‧台灣魂》，分裂勢力始終處心積慮地引導台灣人民建構有別於大陸人民的歷史記憶，以此實現“台灣建國”野心。
（二）認知：在對“大勢”的判斷中決定“我選誰”
認知，涉及事實與原因；認可，涉及好壞與態度；認同，涉及忠誠與行為。
正常情況下，只有被“認知”的，才會被“認可”；只被“認可”的，才會被“認同”。不以正確認知為基礎的“認可”，盲目而脆弱；不以真心認可為基礎的“認同”，虛假而短暫。
“這個國家究竟是怎樣一個國家”，既是國家認同的內容，也是國家認同的動力。筆者認為，從時間維度講，此處的“怎樣”，顯然包括“過去怎樣”“現在怎樣”“將來怎樣”等三方面，而這些皆為史觀內容。如何回答這三個問題，直接影響著國家認同的傾向。
以台灣問題為例，台獨分裂勢力對歷史（台灣歷史、大陸歷史、兩岸關係歷史、世界歷史等）的錯誤認知，是其研判兩岸關係大勢、抗拒中國國家認同的心理基礎：他們沒有認識到，台灣問題在大陸的高度敏感性及大陸反對台獨時的堅決性，是由近代中華民族之屈辱歷史及艱難奮鬥歷程決定的，絕不是某個政黨為了所謂一己之私而刻意強化的“狹隘民族主義”；他們沒有認識到，中國幾千年漫長歷史的分合規律，統一是主流、是大勢所趨，而台獨分裂活動拂逆中國發展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註定要失敗；他們沒有認識到，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同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在此結構性背景下，執迷不悟地以“不沉航空母艦”自居、妄圖依靠美國“為台獨而戰”，創造所謂“台灣建國”的“光輝”歷史，無異於緣木求魚。
（三）情感：在對過去的回憶中明確“我愛誰”
認同，是情感的昇華。一個共同體只有能夠使人產生好感，才稱得上有吸引力。人們不可能真正認同一個被自己內心界定為“敵人”的國家。敵我觀念截然相反的兩個（或更多）群體，不可能維繫共同的歷史認同、國家認同。
歷史激發情感。人們通過學習歷史，瞭解到共同體的優秀與輝煌，油然而生榮譽感，為身為民族一員、國家一員而倍感自豪；對生於斯長於斯、從中獲得安全與溫暖的共同體，心存感激；對共同體的破壞者，在共同的苦難記憶的刺激下，形成“同仇敵愾”的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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