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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台灣與兩岸關係”研討會在台灣成功大學舉行。（中評社資料照） |
貳、政治文化與政治認同
政治文化是一種政治心理學與政治社會學的結合體，它也是政治體系中的政治行動者的態度、信念與價值的總體傾向。政治文化研究可以追朔到古希臘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有關政治革命與政治變遷的心理層面（石之瑜1999：）。當代政治文化研究概可分為傳統學派與現代學派，傳統學派結合國家政體制、民族精神、社會與個人價值等，並在歷史學脈絡中探討一國的政治文化之靜態特徵，經常將一國的政治文化視為靜態不變，此學派以白魯恂（Lucian Pye 1985；1991）等為主；現代學派可以追朔到Almondand Verba結合行為學派的政治科學潮流，採用民意調查研究法，探討美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及墨西哥五國國民的政治態度為始，為政治科學界開展了政治態度、政治偏好的比較研究之先河，並於1963年出版《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一書，開啟了政治文化研究之浪潮。1980年代，美國密西根大學Ronald Inglehart教授延用Almondand Verba的研究方法，針對西歐地區國家進行十多年的實證調查研究，提出物質主義（materialism）與後物質主義”（post mateialism）論以及現代化（modernization）與後現代化（post modernization）論，Inglehart將文化視為一項變數（variable），認為文化實際上是形朔政治運作的場域，文化連結了個體與全體，文化界定團體或組織的範疇，並驅動組織內以及組織間的行動，文化也是提供解釋行動與他人動機的架構（Inglehart 1990；1997）。
其實，政治文化涵蓋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一位選民的投票是一種政治態度的表達，許多選民都表達一種共同的態度，並進而形成一個區域或一個社會普遍的政治態度表達，則成為一種政治文化。一個國家因社會度結構不同、區域發展差異、種族分布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政治態度，因而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
根據Inglehartd的研究（1990：；1997：；），每個不同社會，有不同的文化，並造就了每個人不同的基本態度、價值與處事方法，也代表人們不同的適應能力，文化變遷也使人們在政治、社會、經濟與科技層面做了許多適應性轉變。有別於傳統學派的研究，根據Inglehart，一個社會的文化並非永遠是靜止不變的，文化是會變遷的，因此，從社會科學的觀點，文化是一項“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也是一項“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學者Inglehart的研究指出，一個社會經濟發展變遷是會影響或形朔其政治文化。Inglehart指出政治文化其實就是政治的生活方式，包括人際間的信任度，人民生活滿意度，還有人民對改革的態度。Inglehart有關政治文化的測量（1990：56）提出二項基本假設。其一，是“稀有性假設”（scarcity hypothesis），其認為個人的優先價值反映出他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對於那些相對匱乏的事物會優先去滿足。亦即，民眾之基本需求或“價值順序”（value priorities）與稀少性或匱乏程度有關，相對稀有或者匱乏之事物，其價值優先性必然較高，根據Inglehart，經濟發展的變遷是一重要自變數，其所形朔出的新政治文化成為一項依變項，當然，新的政治文化又會影響人民的政治態度認同或政治認同。其二，是“社會化假設”（socialization hypothesis），其認為社會經濟環境會影響其價值選擇排列，當上一代人經歷戰爭與顛沛流離的生活經驗，會形朔他們的政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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