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lehart指出，經驗研究上政治文化發展與經濟生活有高度的相關性，世界各國的經驗顯示，政治文化變遷多半來自經濟因素，例如：經濟大恐慌、能源危機，或是金融危機所引起經濟蕭條、高失業率等降臨，政黨在這些機會之窗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並進而創造好的經濟榮景，當然會改變選民的經濟生活，因此才可能有新政治文化認知。Ingelhart指出，處在“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時期的社會對有關“生存”問題呈現不同認知與反應，前者主觀幸福感較低，對現實環境比較有“不安感”，相對而言，後者的主觀幸福感高，對現實環境比較有“安全感”，這些差異性導致對政治態度的差異性，例如，物質主義社會的人民比較傾向於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對外族也比較有仇視心態（rejecting out groups），在政治議題上也表現出強烈的本土意識，在經濟議題上表現出經濟保護主義與政治民族主議。經濟較為落後的地區，呈現二低一激進的特徵，即人際間的信任度低、生活滿意度低，以及對政府各項改革都有較為激進態度。
長年以來，台灣南北經濟水平發展的差異性，導致南北不同的政治生活，以及對政治的態度與政治偏好的選擇明顯有差異，尤其有關兩岸政治認同的問題。其實，南北台灣政治文化的差異性應源自南北台灣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產業結構的差異性使然。而南北經濟發展差異其實是反映了政府施政與財政投入及其所產生的南北與城鄉發展的不均衡，進而形塑了南農業北工商的經濟差異，並孕育南北政治文化差異性，這些差異性又影響其兩岸政治認同。
參、台灣南北發展的差異
台灣幅員不大，然各種指標顯示，台灣整體發展呈現者南北差距，具體而言，南台灣與北台灣有經濟所得的差距。就政財政指標而言，各縣市貧富差距相當明顯，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101年（2012年）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統計結果，台北市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是381180元，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是1251519元，新竹市家庭平均每人支配所得是333732元，每戶可支配所得是1152707元，位居全台第二名，並分別為台灣地區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907988元之1.38與1.27倍。各縣市家庭可支配所得超越百萬元者，僅有台北市、新竹市、新竹縣等3縣市。前五名還是北台灣市縣為主，排名最後的總是在南台灣。資料顯示各縣市綜合所得稅申報繳稅額，北部地區的縣市甲稅額都居前位，繳稅排名前十名中有七個縣市都屬北部縣市，顯示北部地區的人口所得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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