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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電影中的游民意識

http://www.CRNTT.com   2009-02-08 06:39:00

拍攝於1996年的《一個也不能少》，在某種程度上像是《秋菊打官司》沒有釋放完的部分，像是它的“回聲”或“邊角料”。   　　因此這兩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性，離開了原來的生活及身份位置，踏上了充滿艱險的漫漫征程，一個為找個“說法”，一個為找她的學生。她們繼而在這個世界上磕磕碰碰的經歷，表明她們不僅不屬於她們自己的環境，也不屬於動身前往的這個世界。秋菊永遠也鬧不明白為什麼從鄉裡到縣裡到市裡，對於她丈夫被踢一事的處理都是一致的。對於處理結論所依據的法律及其各項程序，她表現得根本無法理解，並以不理解來表達她的不認同、不服氣、不承認，格格不入。但儘管她不準備理解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卻不能不理會她，所謂起點低有起點低的好處。在她表示不服氣的時候，有關部門就得配合她設法令她滿意。起先鄉裡的調解不管用，她來到縣裡；縣公安局作出裁決她不服，市公安局就得作出複議；作出複議她再不服，於是進入法律程序，進法院打官司。而打官司就得起訴市公安局，親自接待過她的好人嚴局長因此成了被告。上次見面時，這位嚴局長甚至用自己的小車將她送回住處，這件事情被村民們說成“把公安局長的小車也坐了”。臨開庭時秋菊遲遲不肯進去，好人怎麼與好人打官司呢？她因此又有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理由，用來拒絕面前的現有秩序，這幾乎是她的本能。而當最後，村長如願以償地得到了進一步的懲罰，她卻繼續不能接受，因為在這之前她難產時村長半夜喊人抬她上醫院救了她一命。 　　這個故事被法律專家演繹為法律機制與鄉村道德機制之間的衝突，但其實從一開始這位叫做秋菊的女性就一直在與法律暗中較勁，對於法律及其程序表現出一種近乎挑釁的姿態，在她樸實無辜的外表背後，有著可以稱之為“法外之徒”的氣質。另外一位“化外之民”魏敏芝則沒有這麼幸運，她自上路之後沒有遇見幾個好聲好氣的好人，一路碰壁遭人白眼，但是在結局方面卻不相上下。與秋菊一樣，經過一系列複雜的轉換之後，她同樣與某個最高權力的人物見了面，並得到這個人的有力襄助，仿佛這些地位卑微的人們，她們雖然不能進入這個秩序，但是與這個秩序存在著一種直上直下的垂直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有著一份天然的位置，到緊急關頭這個已有的位置就現身出來。最終魏閩芝不僅找回了她的學生，而且還為她的學校帶來了電視台的人們和原先極度匱乏的許多學習用品。兩位如此不合格的人在周游世界一圈之後，她們本人毫發未傷，同樣這個世界也毫發未傷。那是因為她們雖然不準備服從這個世界，卻從來不準備向這個世界發出真正的挑戰，揭露其中的問題所在。她們與最高權力之間甚至仿佛有一種秘密通道。這裡的邏輯及其演變是一般人所不理解的：從主觀上不認同開始，到客觀上的被認同、被接受而結束。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這兩部表面粗糙的影片，內裡卻是十分光滑和光潔。其中的故事衝突起因於一個無傷大雅的借口，不觸及任何現實的關係和矛盾，不傷任何現實的筋骨。即使是像秋菊那樣逆流而上，結果卻依然是順流而下。粗粗一瞥，這兩部影片超越了以往電影那種明顯的封閉性，從空間到人物都有了較大拓展，這兩人行走在她們所不熟悉的街道上時，可以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著不一的各色人等，但是細細體味起來，所有這些人物都是作為背景而出現的，處於虛焦的視野當中。而且你會發現，變化多端的街道對於人物的行動和精神狀態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她們按自己的既定路線行走，根本不關心大街上發生的任何事情，與街道的關係只是一種貌合神離的關係，她們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這兩部影片表面上與紀錄片相似，其實最大的區別也在這裡：其中沒有一個線頭是從街道上發生的事情牽出來的，不存在任何臨時發生但卻造成轉折性的事件，一切都是高度設計和高度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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