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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背後

http://www.CRNTT.com   2012-07-16 15:40:57  


紀錄片《先生》的制片人 鄧康延
  中評社北京7月16日訊/對十集紀錄片《先生》的制片人鄧康延而言,對民國精神的守望,對教育的支持,也是對未來公民社會的期待。他說:“我就是想回到小學課本一樣的常識。”

先生 時代的背影

  2012年07月13日13:59 

  一種稱謂,一部紀錄片,一種期許

  “先生”二字,無論今日應用得如何廣泛,但在鄧康延這裡,它是“一種稱謂,一部紀錄片,一種期許”。由深圳市越眾影視公司出品的10集紀錄片《先生》,分別以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10位大師為傳主,穿越時空,再現先生們的人生歷練、思想倫理和個性修為。

  再不紀錄人去景失

  記者/劉春甫

  鄧康延,曾任《鳳凰周刊》主編,現為紀錄片製作人

  胡適,字適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193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台灣作家張大春為《先生》題字: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梅貽琦,字月涵,師承張伯苓,有學生沈從文、楊振寧、汪曾祺等,1931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

  梁漱溟,國學大師,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

  竺可楨,字藕舫,氣象學家、地理學家,擔任浙江大學校長13年

  記者:拍這部片子,您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鄧康延:每一位先生都是個性分明、風骨卓然的,不管是早早去世的、留在大陸或去了台灣的。每個人都足以輝映後世。他們有跨越中西的學養、端莊的人格,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們是活生生的,有個性、有癖好、有擔當,在兵荒馬亂或是浮華喧囂中,保有民族文化的定力。他們的普通生活記下來都栩栩如生、熠熠生輝。這不是裝出來的,或被人做出來的,他們入世又出世,渾然天成。

  記者:您從他們身上主要看到了一種什麼精神?

  鄧康延:胡適的儒雅理性可能遭激進主義一派罵,梅貽琦點滴務實辦校又可能讓人小瞧,晏陽初的俯身鄉村平民教育可能會讓現今名校教授們不屑一顧。比如說梅貽琦後來辦新竹清華,不求大只求符合教育規律,先辦研究所,扎扎實實辦到現在,在世界的大學排名,遠超過規模、人力、國家投入都大得多的北京清華母校。紀錄片就是要擺事實,少講道理。

  記者: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拍紀錄片其實是不賺錢的,您是如何一直堅持的呢?

  鄧康延:我會告知公司新來員工,這不是個賺錢的行業,能維持拍片就是贏。紀錄片是時間的沉澱,時間越長越耗力耗錢,而其價值也在時間的推移中顯現。難,拍的人就少;拍的人少,就越發需要。一些人或事再不記錄,就可能人去景失、混沌一片了。此外,實際操作中,政策上的規條,內容上的不及電影電視劇的花哨輕鬆,播出上的平台稀少,播出收入低廉的收支失衡,都是紀錄片的困境。好在有深圳的文化基金補貼,一些企業友人贊助,我們再做點商業片勉強維持。業內友人看我們已做了上百集片子還能喘氣,已覺得像奇跡。

  記者:《先生》之後接下來您準備拍什麼?

  鄧康延:10集《先生》是說人,下一部10集《教育啟示錄》是說事,希望能對當下教育有所觸動。已啟動的10集《黃埔軍校》是我們與深圳廣電集團聯合出品、與台灣紀錄片前輩陳君天先生聯手製作的。還有12集《民間》,梳理本城的各類民間組織和機構,他們走在國內城市的前面,是公民社會的雛形,是社會變革的力量所在。民間力量當然應該有民間影視來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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