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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我不敢硬頂,想出了一條理由。那時有一項政策,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以前轉變立場的,可以不劃為右派。我說,沈元就是屬於六月八日以前有轉變的,他對譚天榮、林希翎的言論都是不贊成的。我強調六月八日這一條界限,上級卻把界限從“大鳴大放”更向前推移。他說:沈元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就有反動言論,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他早就是右派。共產黨常常違反自己的政策,無可奈其何。即使政策是正確的,因為沒有權力制衡,沒有監督措施,是否執行,無從保證。 

  我又心生一計。我說,423號房間的同學們都是站在沈元一邊的,把他劃為右派牽連太廣了。我回去徵求一下積極分子的意見,再在黨內討論討論。這是緩兵之計,心想借口“討論討論”拖下去再說,說不定就避過風頭了。 

  在我看來,沈元的右派問題還沒有定案,忽然出現一張大字報《郭羅基思想右傾,包庇右派分子沈元》,作者是一位黨員。接著,積極分子就在會上公開點沈元的名。我明白了,因為我“右傾”,上級直接“授意”了。 

  且不說“右派分子”的性質如何,是不是“右派分子”由誰來判定?判定是不是正確?有沒有審核的程序?沒有。本人是不是接受?有沒有申訴的程序?也沒有。共產黨的任何決策都是黑箱作業、幕後操縱,但又有“群眾路線”的外觀,說起來右派分子都是群眾點名的。這種決策程序,製造冤、假、錯案是不可避免的;發生了冤、假、錯案又是難以糾正的,因為群眾都被裹脅進去了。只有等到矛盾重重,威脅到穩定,再由黨組織來一次運動,進行平反昭雪。而糾正冤、假、錯案又成了共產黨的功德,至於共產黨如何製造冤、假、錯案就不提了。這是比斯大林的肅反高明的地方。 

  點了沈元的名就進入揭發批判階段。每次開會都由我來主持,但每次會議都是違背我的意志的。我精神上被動、思想上痛苦。這樣,促使我去思考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我們這個共產黨的支部,並沒有經過同學們的授權,為什麼能夠領導班級?我們這個共產黨的支部不是司法機關,為什麼能夠把公民判決為“敵人”?我的政治經驗告訴我,這種思考是很危險的,諸親好友誰都不能講。 

  在對沈元進行揭發批判時,423號房間原來受他影響的人,都紛紛起來揭發,同他劃清界限。這是歷次運動的常規。具有親密關係的人起來劃清界限,使運動的打擊對象徹底孤立,心理防線完全瓦解,只能繳械投降。如果不劃清界口艮或劃不清界限,下一個打擊對象可能就輪到他(她)了。 

  有一天,東語系的一位女同學來找我,我知道她是沈元的中學同學。她說,她也要與沈元劃清界限,把過去的通信都交給黨組織。她遞給我一大包東西。我知道這一大包東西的分量。按當時流行的做法,人們最感興趣的就是沒有公開發表的作品,如日記、信件、筆記、草稿等等,可以從中找出“黑話”來。我在走廊裡接過這一大包東西,並沒有回自己的房間,而是走向廁所。我在廁所裡脫下一件上衣,裹住那一大包東西,回到房間就把它鎖在箱子裡。一個房間住六個人,眾目睽睽,假如我一打開,大家就知道是什麼東西了。從學生宿舍到教工集體宿舍,都是與人合住,那一大包東西一直壓在箱底。後來成了家才把它取出來。

  但我又不願勾引起往事,就像怕觸電一樣,不敢碰它,從來沒有看過。至今猶保存在南京家中,但願有一天物歸原主。 

  我將這一大包東西打了埋伏。這是冒風險的事。我擔心沈元的交待會牽扯出那位女同學,班上的同學去找她了解情況,那就壞事了。我悄悄地對沈元說,×××把你們過去的通信交出來了。他很緊張;“她怎麼能那樣幹?”我說,你不要怪她,誰都會這樣做。他盯著我問: “會不會把我們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怎麼不會!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證據不就是私人通信嗎?當時《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都在爭相公布羅隆基和朋友們的私人通信,而且一律叫做“密信”。我沒有直接回答沈元的問題,只是說,這些信件現在由我保管,你不要提到×××,也不要提到阿德(也是他的中學的同學,考上清華,常有來往)等人。他是聰明人,我想他心中有數了。 

  最後,對揭發批判進行總結,給沈元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總結發言又是落在我 支部書記頭上,想推也推不了。我起草了一個發言稿,講一通套話,說是“沈元由於不注意世界觀的改造,以至墮落為右派分子”雲雲。上級在審查我的發言稿時說,不對!你認為他是從好變壞的嗎?他是從壞變得更壞。所以不能說他是逐漸墮落的過程,而是變本加厲的過程。當時我已是驚弓之鳥,就怕上級說我“右”,只好聽他分析。沈元的父親在抗日時期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那時才三十多歲,想來是個能幹人。修築滇緬公路時因公犧牲。我的領導說:“他出身在反動官僚家庭,本質上就不好。你們班上出身子貧下中農的同學,有他那樣的思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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