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第11頁 第12頁 第13頁 第14頁 第15頁 第16頁 第17頁 第18頁 第19頁 第20頁 第21頁 第22頁 】

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十一）  　　沈元被分配到北京西郊齋堂勞動教養。臨行時，我送他到大飯廳上車。他扛著鋪蓋，我幫他背著書包、提著臉盆。從三十齋到大飯廳的路上，兩人無話可說。我不知道他怎麼想，我是有話不能說。打官腔，非所願。要是說些同情他的話，猶恐對他的“改造”沒有好處。直到他上車，我才說了一句：“好好幹吧，爭取回校。”他的眼鏡片後面，淚水汪汪。  　　一去多年無音訊。  　　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沈元忽然來找我。一進門，喜形於色，第一句話就是：“我摘了帽子了！”他緩緩地叙說別後。齋堂是山區，很窮；幹活總是和石頭打交道，很累。一九六零年冬天，吃不飽肚子，大家都得了浮腫病。他怕死在那裡了，不別而行，回到城裡史家胡同的姑媽家。後來他去街道辦事處幫助工作，那些老頭、老太太對他印象甚好，建議派出所把他的右派帽子摘了。一摘帽子，他就想回北大。他問我是否可能？我說：“可能。龐卓恒、黃良元就在我的班上。”  　　龐卓恒原是比我們高一年級的黨支部書記，黃良元是全系團總支書記，他們就因為在 “大鳴大放”期間夥同群眾一起去向黨提意見而當了右派。他們和沈元一起在齋堂勞動教養，三年期滿，回校繼續學習。那時我已當了三年教員，正在給歷史系四年級講授歷史唯物主義，他們就在我的班上聽課。  　　沈元一聽，十分興奮，說：“那我回校後你就是我的老師了。”  　　“只怕我當不了你的老師。”  　　他以為我是謙虛，說：“你能當龐卓恒、黃良元的老師，還當不了我的老師？”  　　他還記得我送行時說的“爭取回校”，問我：“你能不能為我爭取一下？” 　　我說：“我幫不上忙，你自己到歷史系去找周（一良）先生。”周一良是歷史系主任。  　　他去了，過了一個多小時又來。他說：“周先生講他不能決定，要找教務處。”  　　教務處的人對他說：“你們下去勞動本來是保留學籍的，三年期滿就可以回校。你沒有期滿就逃跑了，已被開除學籍，不能回校。”他表示願意深刻檢討，還是不能通融。  　　他沒有歡樂的情緒了，問我：“怎麼辦？”  　　我說：“你走自學之路吧。北京圖書館的藏書比北大還豐富，為什麼不利用？”  　　臨行時，我送他下樓。他走到樓梯半中腰的拐彎處，拾起頭來，向我微笑、招手。誰知這竟是最後一幕，永遠定格在我的腦海中。他穿一件淺灰色上衣，裡面是細格子襯衫。  （十二）  　　　沈元果然鑽進北京圖書館，充分利用那裡的藏書，苦心孤詣，埋頭研究。一九六二年，《歷史研究》第三期發表了沈元的《急就篇研究》，史學界嘩然。之所以嘩然，一是這篇論文開辟了研究的新思路，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別引人注意。  　　《急就篇》是漢代的蒙學課本，即小學教科書。沈元對《急就篇》的考訂超越了大學問家王國維等人，他一一指出他們的不足。從《急就篇》中研究漢代社會的性質，則渺無前人。對兒童的教育，都是每個時代公認的常識。沈元認為，《急就篇》是“漢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漢代社會的性質，是史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因為漢代存在著大量的奴婢，有人就認為是奴隸社會。沈元通過《急就篇》的研究得出結論：“第一，奴婢是物而不是人；第二，奴婢是生活資料而不是生產資料。”《急就篇》把生產勞動的擔當者劃歸另一類人，那就是被束縛於土地、承擔租賦的“編戶齊民”。所以，漢代是實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社會，奴婢不過是奴隸制的殘餘。一般的研究者都是以現代人的眼光去解釋漢代的奴婢，而沈元的新視角則是以漢代人的眼光來說明漢代的奴婢身份。  　　 沈元雖然摘了“右派”帽子，仍是戴罪之身，叫做“摘帽右派”；而“摘帽右派”卻成了永遠摘不了的帽子。這時，他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遭到一片指責：“你培養什麼人？重用什麼人？  　　沈元怎樣進了近代史研究所，我不知道。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第11頁 第12頁 第13頁 第14頁 第15頁 第16頁 第17頁 第18頁 第19頁 第20頁 第21頁 第22頁 】